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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怎么样，海州这边都还适应吧，要不要我将阿信他们都叫过来，给你捧捧场？”涂小明笑着对坐在他身边的包飞扬说道。

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地方经济发展指标成为考量官员政绩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其重要性几乎压倒其他所有的考量。如果用西方管理学中的保健和激励双因素理论，可以简单地将经济指标看成是激励因素，要想晋升，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经济成绩；而其他因素就只能是保健因素，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不会对个人的晋升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方面取得的成绩。

这样一来经济发展成为官员施政中的头等大事，而目前国内所施行的流官制让一个官员要在没有足够积累的短短的一个任期内就做出足够傲人的成绩，这对于大多数的地方官员们来说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种官员们对经济成绩迫切需求的情况也带来了很多与过去相比没有过的独特的现象，比如有些急切的官员为了在经济建设这项政绩考核指标上取得更多建树，除了将更多精力放在这个方面，对招商引资工作非常重视，不惜对有意向来本地发展的投资商们承诺很多优惠政策，并且也更多与商人形成紧密关系。

国内经常会有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一名官员调到外地任职，很快就会有一些和其关系比较紧密的圈子内的商人紧随而至，而这些商人来到这名官员新调任的地方原本是在这个官员调任前所在地发展的。政商结合，对于官员而言，可以借助这些商人的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能发挥出的能量，迅速在地方上打开经济建设的局面；对于商人来说，背靠大树好乘凉，有熟悉的官员照顾，做生意自然也会少了很多的掣肘，多出很多便利。

这是积极的一面。

没有跟自己关系密切的熟悉商人的帮忙，地方官员想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且尽快见到效果，可能会更困难；没有官员的照拂，商人可能也要忍受行政系统的低效运行体系甚至是以各种名目为由的故意的刁难。

比如包飞扬在望海任职副县长的时候，也正是依靠方夏集团纸业公司项目的投资才能够打开新的局面，并以此为契机撬动了望海县苇纸一体化这个涉及到多个相关产业的项目，才使得过去一向封闭落后的望海县的经济迎来让整个江北省都为之瞩目的重大转机。这样一种官商互动互利的模式，其实就是现在很多官员所梦寐以求的。

但权和利这两者的诱惑都太大，官员与商人的这种互利互惠很可能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程度。商人在地方官员得的帮助和扶持下得到基本的便利以后，就可能会谋求更大的利益，比如商人可以出资入股改造一家因经营不善陷入困顿的国有企业，通过入股改制重组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焕发新的活力，这不论对寻找商机的商人还是陷入困顿的国有企业来说都是一桩双赢的交易，但是对商人来说，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很多时候往往是投入很大的财力和精力却依然会最终面临失败的结果，在这种结果之下此前对企业的巨大投入就是血本无归了，风险很大，想要百分之百取得成功的难度也很大，既然之前有良好的关系已经拥有政府权力机构的支持，与其费力还不一定能讨好地做这么困难的事，还不如简单直接一点，干脆出资收购一家经营状况和各方面情况都不错的国有企业；更有甚者，出很少的钱，甚至只要在适当的操控运作之下不出钱就拿下一家资产颇多的国有企业，将企业中值钱的物质、设备、资产、技术等卖出去，转手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大发一笔。

事实上在社会中类似这样的过界行为很容易发生，当权力与商业结合到一起，赚钱就会变得很容易，而那些善于投机的人们当然希望在不需要付出更大风险的前提下更容易地赚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