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远行南诏国的马帮商队在大厘城（今云南大理北喜洲镇）收集情报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甚至有些意想不到的受欢迎。

因为大厘城位于云贵高原上位数不多，适宜较大范围农耕聚居的两大平原河川地区——洱海流域。当地的主要人口都是开化度很高的白蛮（今白族）和汉裳蛮（号称诸葛武侯的平南旧部）；从衣冠语言文字上其实与唐地的西南各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些就是来自西川、黔中等地的唐家子及其后裔。

（这也为后世王朝开拓和经略云南提供了某种便利，我对外战争胜率最高的大宋例外。）

另一方面则是当地政治上的原因。要说起来还是与如今被俘关在方便院里的那位高骈，在二十多年前备边经略的成果有关。比如他就曾亲自领军主导了收复安南的渡海远征；连带攻破了那些附从南诏入侵的延边部族，前后杀获数万，斩段酋迁、脆些、诺眉等到大酋，唯有领军的清平官杨缉思只身逃还。

后来在当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更是曾经多次在大渡河击败南诏的窥探和进犯；自此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筑城于戎州马湖镇，称为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都处于南诏与西川之间的要地，各置兵数千镇守，使南诏失去再战的勇气和凭据。（光是看在这些事迹上，太平军就不会随便将之杀掉的。）

所以自贞元以来本来就在持续衰退的南诏国，在接连损兵折将的惨败之下（“屡覆众，国耗虚“），国内一度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被拉出来充兵备战，而导致田地里尽是老弱妇孺在劳作。这对当地的经济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后续影响。更令利益受损的臣民怨声不已。

而这一连串战败，同样导致南诏王族蒙氏的力量和权威严重受损，大批富有经验又忠于王姓的将士不是战死就是失踪，作为国都的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附近）城中，正所谓是家家戴孝户户丧丁，南诏国内的政治矛盾和纷争也因此一度被激化起来。

而这又与南诏本身的国家体制有关。自贞观年间的蒙舍诏首领细奴逻，统一洱海流域的诸多小国（部族）建“大蒙国”之后，同样也是大量效法唐地建章立制；在中枢建立六清平官（宰相）、十二大军将（诸卫）、六曹（六部）长为首的十九阶文武官僚体制。

自此将国内分为十赕之地: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古城)、大厘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

在地方则是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又效法唐朝的府兵和租庸调体系，所建立起来乡兵制度。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

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又在险要之处设立六大节度使，分驻外围要害地方以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

但是作为蒙山乌蛮部族联盟首领出身的南诏，在国家体制内又有大量残留大量早期氏族联盟所留下来的残余影响，因此，在南诏国内亦有不少臣附部族首领出身的世系领地大贵族，或是以军功广占田土部曲的望姓大臣世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如那个在入侵安南过程中被斩杀的这个段酋迁，就是后世那个因为金庸小说而知名的大理段氏先祖，据说更早可以上溯到北朝武威段氏的南下分支去。也是数十年后的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祖父。而大厘城就是段氏家族的传统聚居地。

而那个那个战败逃归的清平官杨缉思，虽然很快就收到严厉惩罚并且就此病死了。但是在身后同样也把清平官的位置继续传给了他的侄子，同样出自国内高门大姓之一杨氏新当主的杨登。可以说是某种南北朝以来门阀政治在西南的变体。

南诏同样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平原河川间耕耘水田，种植稻谷，兼种豆、麻、黍、稷。水稻每年一熟，收获后栽种大麦，在冈陵上种植小麦，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除农田生产外，还栽植桑、柘、麻、竹、桃、李、橘、木棉、荔枝、槟榔、椰子等。“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千数丈。“又以此养蚕编织绫布。

因此在日常生产活动上虽然可以达到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但是对于那些国内中上层已经相当开化的豪姓大族来说，却是需要大量输入外来的唐朝物产，才能维持与之匹配的日常生活水准和需求，乃至政权运作的基本需求。别的不说，光是笔墨纸砚书籍什么的，就不是南诏可以产出和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