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
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
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响，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后杨逸的目光落到军事上。很快，他就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
从真宗天禧年间至仁宗庆历年间。是大宋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一个时期，到庆历年初达到顶峰，商税岁入是原来的两到三倍。
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大宋的军队人数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原来的四五十万人增加到了一百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