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时常给大家发纸条，考鉴定，考试不及格，该走的就走；强调立论准确，认定的就是认定的，必须三问不更色。”

“当时人们往往把明代器物误认为清代，比如明代有名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却被标为雍正。遍地都是一摞摞的雍正款，天天有人给孙瀛洲推销，十一二块钱，比其他盘子贵两块钱。”

鲁善工听完长叹口气，可惜自己没有赶上好时候，那时候官窑遍地是！

“学成后耿宝昌和几个师兄弟离开敦华斋，堂兄开振华斋，耿宝昌担任经理。后来因公私合营，敦华斋、振华斋都被迫关门。一时间文物市场萧条，孙瀛洲受聘于故宫，专门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和鉴定，耿宝昌则转行去折纸盒子。

“后来经孙瀛洲、徐邦达等前辈推荐，耿宝昌才有机会进故宫工作。孙瀛洲花十年工夫，陆续把自己多年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给故宫，就连院长都说：故宫有两大恩人，一是捐赠瓷器的孙瀛洲，二是捐赠字画的张伯驹。”

“耿宝昌初进故宫，百废待兴，大批文物等待清点。先进入修整组，即现在的科技部工作。大量从各地搜集来的文物需要修复，粘的粘、补的补。”

“每个工作组都有指标，陶瓷藏品三十五六万件，每人每天得整理250件左右。”

“那时候就算在故宫，官窑还是哥窑，往往也会看错。官窑、哥窑都产于两宋，前者一般是产自国都附近窑场的御用瓷器，后者则指龙泉窑场的产品。受历史条件所限，先辈们定级时可能并不严格，有时只是凭个人爱好。”

“计划经济时代，一级品被用来创汇。那时候没别的东西，只能靠工艺品出去换钱，所以又成立鉴定组。没有固定标准，全靠老前辈决定。”

“当时有外国公司订货，就组织鉴定组，鉴定完把东西收藏送库，好的不许卖，全凭个人业务水平来取舍文物。”

“后来国家的文物商店制定出口标准：1795年，也就是乾嘉年间及其以后的文物，才可以出售。不过这个标准也有弹性，以瓷器为例，一般民窑能出口，官窑只准在国内流通。个别有纪念意义、特殊意义的文物，即便符合标准，也不准出口。”

鲁善工听的津津有味，时不时给老爷子斟茶递水，这种见闻可不容易知道，最能了解整个时代变迁。

王老邪摆摆手，笑道：“说跑题喽，回到后挂彩，当年内务府管理着北城瓷器厂，那里积存着历代剩下没上釉没上彩的素瓷器胎。后来被古董商发现，开始在素胎上做文章。从景德镇请来绘画填彩焙烧技师，架起小窑，大量烧造旧胎后挂彩官窑瓷器。”

“所谓后挂彩，其实就是在官窑瓷器的素胎上绘画出各种图案，填上各种彩色。烧成青花瓷或是青花釉里红，青花瓷器上挂黄彩等等。”

“后挂彩的技师要求手艺好，技术高，一专多能，会画会填彩还会烧窑，可谓最尖端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