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和安庆的起义中，光复会缴获了满清的一些库银，这使得他们目前的支付能力有了不小的提高。不过，无论是购买武器，还是雇佣人员，都是一件很花钱的事情。在任何时代，打仗总是非常花钱的事情。刚刚缴获这些库银的时候，陶成章和秋瑾还很天真的觉得可以这些钱能让他们支持很长一段时间不用向民间收税呢，结果，等到陶成章拿到美国人的报价单一看，才发现，如果按照这份报价单，按照徐锡麟和已经赶到安庆的秋瑾提出的要求，这些库银全花进去都不够用。而光复会当年在宣传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宣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宣称革命之后不收税。

宣传革命之后不收税，这种招数其实并不是光复会首创的，一般来说，只要当一个朝代到了遍地都是造反的家伙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一个古怪的恶性循环，那就是：

要镇压造反，就要打仗，要打仗就要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增加税收就会让还没有造反的人的负担进一步增加。而之所以遍地都是造反的，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为大家的日子都越来越不好过了吗？即使那些没造反的，生活状况往往也已经窘迫极了，不过勉强支撑而已。一旦增加税收，哪怕只是一点点，就会让他们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于是他们自然就会加入到造反的一方去。然后朝廷控制的能收税的区域就进一步的减少，要镇压的暴民却更多了，这就需要更多的钱，于是更重的税收就落到更少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造反的一方中如果有人喊出“均田免粮”这类的不收税的口号，那自然是“万民归心”了。

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不但是李闯搞出了“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歌谣，就连我大清，都搞出了所谓的“永不加赋”这样的玩意儿。当然，我大清一向是说话算数的，说不加税，就不加税。只不过我大清在税收之外，又发明了一种叫做“捐”的东西。

自从1840年之后，随着一次次的对外战争的失败，对外的赔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海关的失控，各种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使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外国商品的打击下，国内的各种手工业呀什么的纷纷破产，再加上为了击退外国鸦.片，国内大规模种植鸦.片，再加上……反正就是我大清的财政状况越来越窘迫，可是开支却越来越多。于是虽然我大清特别的讲信用，说“永不加赋”，那就“永不加赋”，不过“捐”什么的不算赋税，加这个就不算说话不算话了，于是……恶性循环的苗头就冒出来了。

可是另一方面，革命者这边也有恶性竞争。首先是孙文，搞出了一个政府不收税的理念，说是只要土地国有，然后国家不收税，只收土地租金，就足以承担一切的政府开支，并提供所有的政府服务了。他保证，除了地租之外，其它的任何玩意儿都不收。当然，先不说孙先生的经济学水平如何，反正这一套，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喊得很响，但是在后来他控制住广东之后，可是从来没实行过，就像他的那个十万英里铁路计划一样。而他的后来者常凯申，即使转进到了台湾，在美国的资助下完成了“土改”，搞出了土地国有，也还是没能实现孙先生只收地租不收税的宏愿。而自称是孙先生的继承者的土鳖，搞出了著名的“土地财政”，但是还是没做到不收税。估计当年孙先生说这个，也就是出于宣传考虑罢了。

有了孙先生的榜样，光复会自然也得有所表示。尤其是在他们和同盟会分道扬镳之后，他们自然要有自己的说法好吸引支持了。孙先生的政府不收税计划是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了，而光复会一向是反对土地国有的，（在同盟会那边，驱逐鞑胬叫做民族，建立民国叫做民权，平均地权叫做民生，合起来就叫做“三.民.主.义”，而光复会只要求驱逐鞑胬，对于民国并不感兴趣，甚至觉得专治也许更好，至于平均地权，他们更是明确反对，以至于被戏称为“一民主义者”）自然不会搞地租代税的那一套，但是他们此前和同盟会没分家的时候，也是承诺不收税的，这种宣传手段调门一高了，就很难降低下来，结果就变成了土地固然是不能国有，但是税收也是不能收的。当然，这绝对是没有任何可行性的，光复会的高层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一段时间忙于起义准备，这个问题也就没人去管了。说到宣传，光复会在这个方面确实很不怎么样。

如今如果突然要收税，先不说失信于天下的问题，而且，光复会也根本就没有收税的能力。光复会没有那么多的人手，能控制地方，把税收上来，而原本的满清的那套体系，如果让他们去收税，先不说他们会不会中饱私囊，最后交上来的能不能保证有总量的十分之一的问题，就目前来说，这套系统在革命中瘫痪掉了，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也不是一两天，一两个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