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天冬季开支预算，其实是在年初就做好的，是在全年预算内的，现在也只是根据实际情况略做调整。”阮大铖说话很有水平，这年初的财政预算，那是总理处决议的，现在厅上在座的人中有不少参与者。

那边朱以海坐在龙椅上, 翻看了面前的一本折子，正是先前做的绍天二年的财政预算，现在一比照，已经有很大的赤字超出了，具体就是年初的预算上，开支还是有些保守。

当然，其实当初收入这块也有些保守。

当初也没想到今年反攻形势这么好，处处用兵，御营更是扩张迅猛。

朱以海看了几眼，把这份报表合上，拿起了另一份，由阮大铖草拟的第四季预算调整计划，以及明年的预算草案。

大体上来说，其实现在财政情况挺好，说出来有些让人意外，毕竟崇祯时全有关内诸省，甚至辽西都还握在手上，却天天哭穷，穷哭了，尤其是最后那几年，整天就在为一个钱字而着急忙慌，甚至乱上加错了。

怎么到朱以海手里却反而不缺钱？还形势大好？

说到底就是另立炉灶，资源重新分配。

基于手里的兵，加上大明的这个老字号招牌，朱以海这个皇帝，在弘光崩溃的混乱之时站出来, 很好的代表了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阶层。

而他走的不是如弘光、隆武、永历等这些南明天子的错路, 没由士大夫和军头们拥立，而是硬是自己拉出人马，打出地盘，一点点由下而上的重起炉灶。

他左手是御营亲军，这是他的新朝功勋近卫，另一手是招纳的士绅官僚地主们，两相平衡，使的晚明以来朝堂完全就被士大夫架空的局面完全改变，特别是在外部的巨大威胁之下，让内部整合，甚至合作有了基本的土壤环境。

所以万历派太监到各地收点矿税，都能弄的沸沸扬扬，被群起围攻，隆庆开海，更是前后折腾了许多年。

万历以后地方年年欠缴，朝廷财政年年亏空，崇祯想按亩加征点银子, 结果反而是没地的农民全反了。

说到底, 就是这些大明天子们，其实圣旨已经难出北京城了。

你再好的想法, 但与整个执政阶层利益都背道而驰时，这好经也就念歪了。

权力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皇权得依靠官僚阶层的执行，而官僚阶层大多出身士大夫地主阶层，当皇帝的政策伤害到这些士大夫地主阶层的利益时，事情就办不成了。

朱以海能成功，说白了就是他重新构建了权力的另一极，也就是天子御营亲军，这是跟士大夫地主阶层们不同的群体，甚至不是晚明以来的那个卫所边军体系。

这是由年轻热血的士子青年，忠义农民工匠，甚至是饥民难民们组成的，在皇帝的带领下，他们用性命用鲜血用刀枪杀出一条路来，而皇帝对他们也不像以前的皇帝对卫军边兵那样践踏。

这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武勋集团。

说到底，其实就类似于鞑子的八旗。

正是在政治上有了这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新势力出现后，才能压制旧有的士绅地主官僚集团，才能重新掌握话语权。

而且由于这御营是皇帝拉起来的，所以不用担心如弘光的江北四镇湖广左良玉，如隆武绍武兄弟时的福建郑氏，或永历时的什么西营、东勋两党的架空挟持发生。

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条件打通外，重要的还是朱以海不是这个时代的局中人。

他是个穿越者，最大的优势不在于他以前是什么身份，而是对这段历史，看的比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透彻，这是后人几百年研究的结果，每一个角落都被研究透彻了。

崇祯一个从小在宫里长大的年轻天子，哪怕接受的教育再精英，也难逃时代的束缚限制，弘光、隆武、永历等更不用说，就算是郑芝龙、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都一样。

别人都是在那迷雾里摸索着前行，谁也不知道前方究竟路在何方。

前进的道路有曲折，也可能走弯路，甚至跌入悬崖，但朱以海却是只要沿着那条早就清楚的大道走就行。

就如此时，这殿上参与廷议的一众大臣，大都是朱以海的心腹，不管以前是阉党、东林、复社、奸党还是东南海贼郑氏，又或其它，现在他们都被朱以海纳入麾下。

阮大铖做事，比较利落。

直接拿出了具体的数字报告给大家，因为今年形势大好，迅速收复了许多地方，基本上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另外江北地区也夺回许多地方。

而江西、浙江、江南都是钱粮重地，江南去年乱的厉害，但底子好，一经安定，便迅速的恢复起来，今年江南也没大灾，所以夏收过后，大为稳定，眼看秋收又要丰收，各地粮价都是再次大幅下落。

虽说各地都还在打仗，但就如四川贵州，虽然在整军在打仗，但控制力反而在不断加强，新的税赋法推行开来，已经取得不少明显的收益。

“根据如今各地报上来的数字统计，今年绍天二年，全年的财收，仅上缴户部国库的，将达到三千万两白银，另还有米麦豆子四百七十三万石，草四百九十二万束，茶叶五十万篦（十斤一篦），此外盐税收入达到八百八十六万两，关税收入一百三十五万两，厘捐收入三百五十万两，另杂税收入六十八万两”

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理处、内阁、六部这些具体办事衙门对这些数字倒是早心中有数了，但谏院、察院这些科道衙门的御史言官们，却还是头次接触到这么具体的数字，震的不轻。

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