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大反击规模的问题上，刘诚志坚决反对，认为已经取得的胜利已经足以让美国当局做出撤兵决定，而且北京受到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没有必要继续冒险，毕竟东北军已经鏖战数月，各参战部队都已疲惫不堪，是时候让部队停下来休息了。

问题是，罗耀武的态度更加坚决，认为这正是将胜利最大化的关键时刻。

这个时候，陈必时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从主观上讲，陈必时也认为，在反击目的已经达到的情况下，应该稳中求胜，而不是险中求胜，没有必要再走冒险路线，但是理智告诉他，在这场反击战中，罗耀武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没有犯任何错误。即便从天津会战算起，罗耀武的所有战术与战役决策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不然东北军也无法取得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反对罗耀武的决定呢？

万幸的是，刘诚志并不是一个权力**非常重的统帅，而且从一开始，他就很少干预罗耀武与陈必时的前线指挥工作，所以在陈必时表明态度，认为值得试一下之后，他也就没再反对罗耀武的战术决策。

只是在扩大方向上，罗耀武与陈必时仍然存在分歧。

以当时的情况，陈必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巩固北京的战略安全，因此认为应该集中兵力打击美日联军的c集团军，解除蓟县与香河受到的威胁，如果能够借此歼灭部分美军，那就再好不过了。

显然，陈必时仍然是从稳重出发。

果真如此的话，东北军在蓟县与香河的反击行动，最多只能做到击溃c集团军，很难找到围歼美日联军的机会。从打击美日联军的作战能力，特别是美国的战斗意志来看，意义并不突出。

再说了，a集团军与d集团军相继被击溃之后，c集团军在蓟县与香河的进攻行动已经失去意义。就算帕特里奇还没有对部署做出调整，c集团军也很有可能在东北军组织起反击行动之前收缩防线，主动退回唐山。

如此一来，反击行动最多就是把战线往东推进几十公里。

更重要的是，从武清到蓟县与香河都有数十公里，而东北军仍然严重缺乏主战装备，战场机动能力并不突出，加上美日联军的空中打击并没减弱，大范围调动部队，不但需要不少时间，还难以保证战役的突然性，也就很难达到反击目的。

用罗耀武的话来说，如果东北军暴露了反击c集团军的战术意图，只要帕特里奇还有点斗志，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在蓟县与香河打一场反攻战，干掉东北军的反击部队，并且保住进军北京的筹码。

真要打成这个样子，东北军的反击不但没有意义，还将因此而丧失主动权。

不管怎么说，陈必时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在罗耀武拿出这些理由之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反击c集团军确实不太现实。

毫无疑问，反击b集团军更不现实，而且b集团军所在的北方战线并不是主战场，还难以让大部队展开，也就不是理想的会战场地。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还在天津作战的e集团军。

罗耀武盯上的，也就是这支美日联军的王牌部队。

在提出反击计划的时候，罗耀武着重提到了一点，即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只有保住天津才能确保北京不会受到威胁，美日联军在连续折损了两个集团军之后，仍然没有从北京外围撤退的意思，主要就是帕特里奇还抱着一线希望，即在打下天津之后，美日联军能够在这里顶住东北军的进攻，为接下来攻打北京奠定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d集团军投降的时候，守卫天津的第二十六集团军也快顶不住了。

虽然在北京会战打响之后，美日联军在天津的进攻行动大受影响，e集团军的推进速度比之前还慢了许多，但是第二十六集团军也深受影响，特别是在廊坊遭到攻击之后，第二十六集团军获得的补给物资就减少了一半，战斗力大大降低。受此影响，在东北军发起反击的时候，e集团军没有停止进攻，仍然在向南推进。

事实上，当时帕特里奇确实抱有一线希望。

对美日联军来说，不管遭受了多大的损失，只要打下天津，就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如果不能打下天津，又在进攻北京的战斗中遭受挫败，那么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了。因此，即便在北面打得非常惨烈的时候，帕特里奇也没有动摇攻占天津的决心，仍然为e集团军提供了足够的作战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