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锦衣卫南镇抚司佥事陆尚书调查江西这件事是非常容易的，锦衣卫军官在地方上行事有特权，几乎什么都有权限查。于是很快就有密奏回禀到了扬州。

虽然大明朝廷的官僚体系以文案和法令程序作为运作模式，相对很呆板，但是锦衣卫的存在让皇帝的耳目触手更加灵活了，保密性也很高……只不过王狗儿这个人物的存在让此间出现了极大的漏洞。

司礼监掌印目前同时提督东厂。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是性质类似的机构，东厂是无法绕过宫廷司礼监的，锦衣卫也很难摆脱其影响；自永乐时期开始，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明朝皇帝意识到了宦官这个群体对政权稳定的天然优势，有意识地在逐步培养和增强宦官集团，太监受到皇帝亲睐，锦衣卫就会因此落下风，受制于司礼监。所以厂卫的秘密想王狗儿不知情，是几乎不可能的。

胡滢派出的家臣查出的东西是私人的，不足为大政谋略的凭据，此次锦衣卫的人复核确认了前期消息的真伪。除此之外，南镇抚司送来的一份特别重要的东西引起了杨荣等人的高度重视。

一份由宋和亲笔拟定颁布的叛军法令。

法令包括军政民和舆情等诸多方面，洋洋洒洒十几条内容。其中有严令军队扰民违反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同罪，安抚百姓进行正常生活，揭发当地官吏横|征暴|敛贪污不法鱼肉百姓的罪恶，挑选道德高尚的士人做官等内容。法令用简单直白的文字写成，毫无文言文的用辞。

当然这份东西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写它的人宋和。宋和何许人？建文朝的进士天子门生，“靖难之役”后不知所踪，传言是跟着建文父子跑掉了；他是朝廷追查的重要对象之一。

杨荣当着胡滢和杨四海等人的面说：“目前最要紧的事，得马上派人回京在内阁库房中找到当年宋和的字迹，予以对照真伪。宋和中过进士，在文渊阁库房（后来的西库）中肯定有存档卷宗，就算他当年的殿试文章原本都应该找得出来。”大明朝本质上是文官治国，各种案牍制度已相当成熟，所以就算过去二十多年的东西也有存档。连当年太祖时期用玺签发的圣旨政令全都有副本存放。

胡滢以为然，出谋划策道：“杨公虽然是内阁阁臣、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亲自回京，是有权力查文渊阁库房的档案的。不过要离开行宫，得先面圣才是。咱们谋划的事可以向皇上先行奏报，不过尚未完善之前，可请皇上搁置暂不告诉朝廷大臣……”

杨荣心里清楚，胡滢提到的“暂不告诉朝廷大臣”中的大臣主要指杨士奇。为了保密性，杨士奇显然已经被他们排斥在这件事的圈子之外；不过大家哪怕在私下里谈论，也只能通过暗示，不敢直接“诬陷”杨士奇。因为杨士奇现在还做着内阁首辅。

内阁建立于太祖年间，一开始只充当政治|顾问的角色，品级低且无实权。但是宣德皇帝登基后，立志逐渐重塑更加合理完善的权力格局，首开阁臣兼任尚书部堂的先例，阁臣的权力自此极大地上升；明朝无宰相，但内阁阁臣很多时期比宰相权力大……

历代宰相一般只有决策权；但明朝阁臣既参与制定国家大政的决策，又同时通过掌控六部直接拥有执行权。（按照传统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明朝太祖初期也有中书省，相当于宰相。）少数几个人既参与决策、又掌握执行程序是什么状况？一句话便是，几个人在皇帝跟前商量一下帝国事务该怎么怎么办，然后散会就可以各自去办了，几乎没人能管到他们。这也是明朝背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名声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杨士奇作为宣德皇帝的内阁首辅，是位极人臣的地位，只要他一天在位置上，什么虫虫马马的官僚哪敢轻易说他的好歹？

不过因为杨士奇不幸曾经和湖广大匪湘王交情非浅，明显如今在皇帝和朝臣心中的地位下降。只是因为没有一点证据证明杨士奇和张宁还有关系，宣德帝朱瞻基暂时并不想动杨士奇这样的重要人物。权力中枢的成员稳定、是一个政权成熟的标志之一，宣德帝深谙其中之道，他不是个胡来的政治家。于此相比，后来的崇祯帝一朝十几年换了五十多个内阁大臣，其糟糕的程度可见一斑。

……杨荣等人商量了一番，分工合作。由杨荣亲自去见皇帝，然后赶回京师到文渊阁库房查档，寻找证据；胡滢留在扬州“行在”衙门，负责与锦衣卫南镇抚司保持联络，掌握和谋划此事的进一步发展。

而就在这时，年轻的杨四海再次提出了大胆而具有想象力的假设：“江西谋反的人既然能得到宋和这等人物在左右，必非寻常。建文在武昌；又不可能是张宁的人。那么叛军打着建文太子的旗号就极可能是真的。

我们认为湘王一党和建文及其太子有隙，那建文太子起兵失败后，下官认为正是湘王铲除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建文太子去了哪里？或许他是不是已经被湘王密|谋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