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李自成在榆中杀参将王国与当地县令，继而发动兵变。然后始投不沾泥，继投高迎祥，为其部下闯将。这后面发生的事，都是在崇祯三年高迎祥与王嘉胤和王自用汇合入晋之后。

与之后战败即降、降而复反的轰轰烈烈、跌宕起伏相比，崇祯三年入晋之前的高迎祥，显然还只是盘踞在延庆府黄龙山的一股山匪而已。

或许是当时的高迎祥为害地方的程度不深，或许是当地官府本就没有“看得起”他们，又或许“养寇自重”借以要挟朝廷的“理念”深入官场，进而成为壮大地方势力的不二法门，总之除了寥寥数字的记载，史籍并无其他更多的赘述。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期间大明朝廷并没有没有采取措施对此种状况加以改善，或采取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辽东的局势更加紧迫，另一方面，就是即便大明朝廷投入巨额人力物力，也多半会变成地方官吏私有之物。

在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哪朝哪代，总是不缺乏揭竿而起的草莽人物。但是，不要说成就一番“事业”，即便能够折腾出一番景象来的，也是屈指可数。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有无“适宜”的土壤——灾荒或水患造成的大批大批的、无可就食的流民。

其实自从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还是非常完善的，“李自成家庭属于太安里二甲”，史籍上的这条记载，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户籍的“管理水平”。

但是，如此的“管理水平”也只是在和平年代才会有的，一俟战乱来临，几乎所有的“管理”方法就全都宣告无效。

张献忠始入蜀地时，那里原有人口三百一十万，可之后当他退出时，蜀地人口剧减为九万（另一说八万）。不错，大家没有看错，就是从百位数变为个位数。

相信张献忠不是善男信女，相信他就是嗜杀成性之人，可要说异常屠杀致使三百万人魂飞湮灭，那也未免言过其实。

其实，三百一十万和九万的数据都是真的，只不过那都是“官方”统计的数字，为数众多的逃亡人口是无法记录在册的。

张献忠是不可能在蜀地各地同时开始杀戮的。一乡屠尽，左近十乡必已望风而逃；一县屠尽，周围十县肯定没有引颈就戮的道理。不用他们反抗，只要选择逃跑、选择深山老林避祸总是可以的吧。

这有些扯远了。

崇祯三年各路匪患开始串联，就说明那时流民的数量已经不可遏制地增加，流窜区域也已经不可遏制地蔓延。

长城不是一天之内铸就的，流民也不是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

因此，要将“流民”这种趋势扼杀在萌芽状态，关键点还要往前回朔一年或者两年。

从现在到崇祯二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时间。

要是其他事情，两年时间也算是可以了。可杜绝流民四出就食现象的产生，可是要用充足的粮食来做坚强后盾的。而粮食的生产和储备输运，可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