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是我要用这些烦心事来打扰女王陛下。实是贵国政府久拖不决，国内交相诟责与我，不堪承受。”郭嵩焘向维多利亚女王又鞠了一躬，“我国副使刘锡鸿遇害至今，已有多日。而贵国政府仍未给个说法。而威妥玛却以一翻译之死，肆无忌惮逼迫中国。岂我国使臣之命贱，而贵国翻译之命贵乎？”

“我对刘锡鸿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维多利亚女王向郭嵩焘微微一躬，然后转向了迪斯累利，迪斯累利不敢正视女王的严厉目光，本能的垂下了头。

“杀害刘锡鸿先生的凶手，还没有找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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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名利双收——左宗棠的“爱国动机”

既然总理衙门把“恭六条”和“丁六条”都抄寄给了左宗棠征求他的意见，那左宗棠自然是要上折子的，1875年初，他上了《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在海防方面虚晃一枪后，立刻切入正题，为他的西北塞防大作广告。左宗棠认为既然台湾事件已经和平解决了，那么目前海防没就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接下来就是大倒苦水，说西北已经欠了数百万两的军饷了，如果这时候再不给钱，西北的屏障就不保了，如果西北的屏障不保，陕西和外蒙古也就危险了，这两地危险，察哈尔和直隶乃至京畿也就危险了。因此如果要从我西北身上抠银子去加强海防，我左宗棠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意思很明确：朝廷搞海防我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这里该给我的银子一分都不能少，想从我这里抠银子去搞海防想都不要想，而且还得继续在我这里加银子，否则：要是匪类打到紫禁城，责任就不是我左宗棠的了。

这就是“爱国者”左宗棠的爱国动机——抢钱！而且是从海防的手中抢钱！

在给好友谭钟麟的私信中，左宗棠曾直言不讳的表达了对银子的渴望：“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此处的所谓“洋防”就是海防。

如果这仅仅是左宗棠一人之论，中枢倒也可以不那么在意，毕竟他不是这次大讨论的主角，给他抄寄“恭六条”也只是征询意见而已。但左宗棠并不是孤独的，他有他的同盟者，虽然不多，但位置却很关键——山东巡抚丁宝桢和两江总督李宗羲。

丁宝桢对海防的态度是鲜明的消极对待，虽然山东省地处沿海，海防位置重要，但是丁宝桢反对一切动用山东省资源来进行国家层面的海防建设，对于铁甲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消极反对，称山东省不会掏一个子儿。而李宗羲认为最有效的海防是反登陆作战，放弃洋面，将敌人诱上海岸聚而歼之，本质上和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就是严守海岸要塞，不与敌海上争锋，反对在他们看来“铺张奢靡”的海军舰队，核心诉求是省钱，而为什么要省钱呢？因为左宗棠西征的协饷中相当多的一部分都是从他们督抚的省份所出的。同时，在海防筹议中态度暧昧的那些督抚，多多少少都担负着西征的协饷“重担”，怕再花钱。

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每个细微的动作都牵涉到大笔银子的进出，但是他督抚的甘肃陕西二省在当时又是出了名的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就算刮地三尺也刮不出军饷来。因此左宗棠只好请求开乾隆朝旧例——各省协饷。

所谓的协饷，就算由户部出面，协调各省调拨银两维持军政开支，又因开支多用于军饷，因此而得名。怎奈如今朝廷早就不复乾隆朝那大一统的财政体系，户部也不像乾隆朝那般一言九鼎。要协饷，只能让左宗棠自己拉下老脸和各省督抚们商量，而这对于左宗棠而言，恰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说你要是人缘好一些，大家都好商量，同朝为官谁没有个困难的时候，能帮自然就帮你了。例如曾国藩在剿长毛的时候向各省协饷，因为立意立得高（因为太平军对儒生和孔子的迫害和轻视，曾国藩打出的旗号是维护圣人，占足了道德制高点，令人无法拒绝），各省督抚是一呼百应，数百万两的协饷不费什么周折就能筹到。可是左宗棠的人缘偏偏就极差，沿海各省督抚根本就不拿左宗棠当盘菜，借口筹办海防，自顾尚难，纷纷要求停办或缓办协饷，左宗棠曾屡次奏请朝廷催各地方及时协饷，然而“一任函牍频催，率置不答”。

钱要不到，又不肯拉下脸去求，左宗棠急中生智想出了借高息洋款，利用洋款的高额利息来逼迫各省交出自己承担的那份协饷的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