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毡不得不派出使者求降,提出了几个条件,向宋朝投降,听从宋朝指挥,但要保留在青唐城地区的地位与统治权。
郑朗没有答应。
直到宋军拿下猫牛城与溪兰宗堡,将吐蕃人压缩在湟水一线,董毡这才派出第二波使者,答应了郑朗的要求,宋朝可以接受董毡的投降,也将历精城、青唐城与宗哥城,以及南到溪兰宗堡,北到猫牛城这片地区划为董毡的势力范围。但这个势力范围是与宋朝共同管理的,董毡必须接受宋朝的驻军,并且划出部分地区作为宋军的屯田。宋朝仍让董毡做为湟州吐蕃的大首领,但只是名义上的大首领,除了青唐城地区,其他地区经济政治军事董毡不能插足。对于赤岭以西的吐蕃人,以及草头鞑靼、黄头回鹘,宋朝仍让他们承认董毡为宗主。只是宗主,宗主国必须是宋朝,若有重大决定,董毡务必配合朝廷进行说服规劝。董毡平时拥有一定的军事权利,但在关健时候,必须配合朝廷征兵,或者民事上等重大决定时,也必须对朝廷进行支持,朝廷允可董毡后代拥有世袭权。
四个条件,比较严格。
实际郑朗并不是很满意。原先准备将董毡一部全部击败后,才同意董毡议和,那样董毡连谈条件的资格也没有了。
但郑朗有郑朗的困难。
第一个冬天即将来临,此时十月中旬,天气渐渐寒冷下来,继续打下去,董毡还会是必败,但必会付出重大伤亡。
第二个是财政的压力。这一战自六月打响,持继了四个月。花费巨大。甚至赵顼不得不从内藏库拿出七百万钱帛,慈善会又动援了各个大户,捐助了五百万缗钱支持前钱作战,这才勉强熬过财政这一关。但因为用费大。对储粮带来沉重的影响,采购储粮减少,让粮价渐渐上涨。自秋后起,旱情渐渐缓解。又因为兴修了许多水堰,利用耕种,不过郑朗心中清楚。这一波旱情要持续到明年,只是明年的旱情不象前段时间那么严重罢了。朝廷没有粮也必须有钱,有了钱就可以从南方征调大批粮食过来,这个道理与明朝灭亡性质是一样的。若是明朝国库有钱帛,就可以征调大批粮食支持陕西百姓,有了粮食,那怕是半死不活,也不会有很多百姓随李自成与张献忠造反起义。没有李张二人起义,清朝入关就不会得逞。现在一样,一旦储粮空了,国库也空了,明年就会出现大乱子。
三是国内的压力。
也不仅是保守派,还有改革派,特别是王雱提出了免行法。
简单的解释,免行法就是根据各行商铺盈利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不过现在不是市易务,而是各地官府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者人力供应官府科配、和买、和籴或者其他一些杂税。
这一条变法颇类似明朝的一条鞭法,甚至郑朗很怀疑张居正一条鞭是不是从免行法借鉴的灵感。
可能它是一条先进的变法,但若是这样,郑朗都不会为它担心。
就象隋朝的大运河,隋朝灭亡,唐人得利,唐朝许多法令,导致百姓怨气冲天,却被宋朝借鉴。或者王莽的变法,在后世看来,十之八九皆是先进的变法,但王莽则因为它灭亡了。
其实非是上面一句话所解释的那么简单,首先是团行。宋朝各项用度有钱帛有物资,物资一部分来自各州县交纳的实物税,一部分则是用科配和买形式获得。
士大夫耻之言商,因此和买时则是分摊给各个团行负责,团行付出义务同时,也得到一些权利,比如对各地区商业进行垄断,进出货物有权利强行分配,甚至强迫小摊小贩入行。
这个分摊过程很不公平的,有势力的大商人享有很大的垄断权利,中小商人享有权利少,却不得不交纳更多的科配、和买。中间过程里,朝廷是付出了相等的货款,至少给了一个本钱,然而在各层官府与团行剥削下,到了基层商人手中,得到的货款不足三成。也就是说谁承担的和买数量越多,亏本越大。
郑朗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与征过往行商税一样,是意思意思,减轻部分中小商人的负担,甚至明确四等以下户,无论商人工匠与农民,朝廷不得摊派任何和买科配。但没有触及其根本。
免行法则不同。
第一个强行以商铺规模盈利多少分摊,触动了各士大夫与大户豪强的利益,特别是京城地区,每年要购买许多货物,其中一半就是科配与和买所得而来,这中间的水不知道有多浑。
一旦实施免行法,无疑站在所有豪强的对立面。
若是第一个弊端,郑朗也许还能弥补,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纯粹是为了敛财。无论多少科配和买,朝廷并没有任何剥企图,只是中间让豪强与官吏层层苛剥,导致了它成为中小商人的负担之一。最正确的做法就象郑朗那样,一步步地矫正。减轻中小商人的负担,尽管它是和稀泥式。
然而免行法的执行后,朝廷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怎么办?难道朝廷派官员亲自购买?因此科配与和买会继续存在。实际免行法的幕后说开了,就是打着利民爱民的旗号,为国家在敛财。正是有这个企图,使得它远远不及一条鞭法成为史上的善政之一。也因为如此,在史上推出免行法后,执行不力,反而惹得更大的民怨。
也许是王雱想做出一番大事,也许他是看到因为救援旱灾与西北战争带来的花费。想减轻国家的负担,顺便清理一下和买科配的弊病,终于又推出郑朗最担心的免行法。
王安石略有些狐疑,吕惠卿却大力支持,正好郑朗到了兰州,王安石用快马将这条新法写在信上,询问郑朗。
这让郑朗闻到一丝阴谋的味道,对吕惠卿,郑朗一直不放心。王安石史上下台有多种原因。吕惠卿在中间功不可没,就象范仲淹一样,韩琦争老大,也是造成庆历新政失败原因之一。
郑朗立即将其中原故逐一写在信上。带给王安石。
其二就是韩琦,宋朝在交战,契丹在压迫,郑朗暗中给了耶律乙辛、张孝杰很多好处。缓解了部分契丹压力。这件事只有郑朗与赵顼,几名斥候知道,其他人皆不清楚。
但耶律乙辛看到宋朝一面在打仗。一面饱受旱灾之苦,也知道时机,派出使者,咄咄逼人。于是韩琦上书,要求朝廷及时停下来战争,以民为主。不然契丹、西夏联手出兵,吐蕃人借机再次叛乱,宋朝就危险了。
看似很有道理,但实质是宋朝难道就这样保守下去?
因为财政压力,旱情在延续,韩琦说法颇有市场,其实这些人不知道这会给西北带来多大的阻力?前方在开战,后方却在拖后腿。
许多人不服气韩琦说法,郑朗对此一直未表态。文彦博与韩琦到晚年脱变很严重了,西北是大捷,在史上韩琦做法更过份,王安石下去了,可是新政仍在继续。契丹借宋朝危机,出使勒索,韩琦不但不出主意,反而上书,废王安石七法。第一是高丽进贡,这是辽国后院,宋朝不当手伸得那么长。第二是攻占河湟,夺西夏五十二砦,会使契丹人担心,今天吐蕃,明天西夏,后天是不是契丹?第三河北植柳,宋朝在河北边境植了绿色长城,辽国人全部是骑兵,最受不了这个,应当全部砍去,让辽国铁骑在河北横行无阻,以表示宋朝没有敌意。第四是保甲法,全民皆兵,契丹没有安全感,也耽搁了农耕生产。第五是筑河北诸城池,契丹人反感。第六是军器械生产各种先进武器,神臂弓、新式战车,让契丹人看到宋朝一直备战,不满意。第七是全国设将兵法,武将权涨。
这七条不但使契丹怨怼,国内也是农怒于畎,商叹于道路,长吏不安共职,因此全部罢废,甚至退还熙河。
就是这种扯蛋的说法,居然许多人鼓掌喝彩,幸好不久后韩琦去世。
因为是郑朗,因为是大捷,还有郑朗做法的改变,结果的不同,韩琦没有提出废七条,但还是横跨时空,提出数国联手的说法。契丹人有这个远见么?就是有人有这个远见,和平带来的好处,岁贡带来的享受,互市通商带来的利益,宋朝卑躬屈膝的态度,谁能说服契丹其他贵族出兵?
不过皆不是穿越者,也没有几人能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因此改革派与保守派一些做法,都让郑朗感到很担忧。主要改革成果未稳定下来,一旦收复西夏,欠负偿还清楚,财政转好,老的官员逐一去世或者退休,而在这种温和改革气氛下成长起来的官员逐步上位,改革成果才能称为稳定。不但这些官员,其实就连小苏与范纯仁等官员,在郑朗薰陶下,也与史上不同,多人可以重任。
但眼下也让郑朗感到担忧,毕竟他不在朝堂上。
因此提前结束战争,我不打了,你们怎么争!
最后一条就是董毡父子本身,董毡有号召力,可他命不长久,阿里骨虽是反宋派,然而他是一个回鹘人,没有号召力,只要将董毡势力压缩在青唐城一个狭小的范围,阿里骨即便谋反,危害也不大。若是宋朝成功将西夏灭亡,阿里骨估计也只能做乖孙子。
对董毡受降,没有象木征那样,押到京城,对赵顼朝拜,但董毡父子必须来兰州参加蕃候大会。
原来准备在古渭城举行的,因为意外地得到兰州,于是在兰州举行。
这是一次大融合的集会。(未完待续。手机用户请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