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孙元起简要介绍完从仇亮那里获知的消息，杨永泰道：“就我年前在各省运动竞选之际的见闻，可以大略窥知同盟会控制的安徽、江西、广东诸省积极整军备战，不难推出南方国民党早已处心积虑想要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只是苦恨没有合适的借口发动北伐。所以谋杀宋教仁一事很可能是孙文筹谋已久的一石二鸟之计，既可除掉党内亲袁派异己宋教仁，又可嫁祸袁项城挑起战争。我们贸然插手想要拯救宋教仁，只怕并非易事！”

陈训恩说道：“其实我们要救宋教仁倒是非常简单，只需派畅卿先生以新中国党特使身份南下，邀请宋教仁到华熙园商谈正式国会召开事宜。到华熙园之后，以狸猫换太子之法将宋教仁送到机场，直接坐上飞机奔赴北京即可。前后不过三两日工夫，保证让孙文、居正之辈措手不及。但问题关键不在于如何救宋教仁，而是要不要救宋教仁，救了之后又会出现什么后果？”

程子寅不耐烦地答道：“救他作甚？所谓‘彼人之祸，吾人之庆’，孙文加害宋教仁嫁祸袁世凯无非三种结果，一是宋教仁侥幸逃过一劫，则国民党南北分裂，实力大损，我党可以乘机坐稳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二是宋教仁身死而孙文嫁祸未成，则孙文身败名裂，国民党群龙无首，我们和袁世凯可以乘机瓜分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盘；三是宋教仁身死、孙文又嫁祸成功，则国民党必会与袁世凯有番混战，我们可以坐观成败，收取渔翁之利。

“既然无论何种情况，我们新中国党都能获利，那何必还要费心劳力地去救他？而且正如先生所言，宋教仁锋芒太甚、桀骜难驯，不懂知恩图报，救了他不仅难以落得半点好处，只怕以后还会为自己树立一个劲敌！当然，我对宋教仁也无半点好感，此人奢谈民主、共和、爱国，可是他究竟做过哪些有益国民之事？他顶多就是个口中虽有千言、心里实无半策的政客而已，死不足惜。”

孙元起情不自禁微微颌首，倒不是赞同程子寅的意见，而对他近两年来“从奴隶到将军”的巨大进步表示赞许。尽管他言谈之中依然难掩粗鄙之气，但能侃侃而谈言之成理，显然已非昔日吴下阿蒙。

汤寿潜此时字斟句酌地说道：“尽管宋教仁死不足惜，但如今有人找上门来请托求救，只怕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理，免得到时候孙文阴谋东窗事犯时，我们遭受池鱼之殃。当然，最后怎么救、能不能救活，那就两说了。”

孙元起点头道：“蛰翁可谓老成谋国！既然孙某获知消息，无论从个人毁誉还是我党名声来说，我们在宋教仁一事上都必须有所行动才行，这是底线。至于采取如何行动，皙子，你有何高见？”

担任四川民政长之后，杨度依旧是长衫折扇的标志性打扮，不过眉眼之间明显少了几分狷介，添了几分和善，似乎在政府中磨去了一些棱角。见孙元起发问，他才洒然合上一直在摇动的纸扇，亢声答道：“刚才听闻蛰翁、畅卿、虎臣、彦及诸位高见，杨某深感佩服，但有个问题如鲠在喉，想说出来请大家赐教，那就是我们如果坐观成败的话，能否真的获取渔翁之利？”

不待程子寅反驳，杨度便自问自答道：“答案很显然，不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首先忽略了袁项城对此事的参与。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既然仇亮能想到找百熙求救，如果我们拒绝，他怎么可能不去找袁项城呢？除非我们有把握能将仇亮及其身边知情者在他们去找袁项城之前全部灭口，很明显，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一旦走漏风声，会对百熙和我们新中国党的声誉产生极恶劣的影响。

“众所周知，宋教仁是亲袁派，此次袁项城要是救他一命，两者很有可能一拍即合。不错，宋教仁是个政客，但他是个在北方政坛有着重要影响的政客，是个有才华、有手腕、有思想、有能力的政客；而袁项城则是实力、声望兼备的军事能手。万一他们俩联手，那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敌！”

众人不禁齐齐点头。

杨度又道：“其次我们忽略了自身的实力。想要看热闹、占便宜，总得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行，否则很可能成为热闹、便宜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虽然拥有川、陕、甘、晋、青等省，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省份在经济、政治、地理等方面都远不如华北、江南，而且我们如今有两个旅入藏平乱，一个师驻扎外蒙防御沙俄，一个师又一个旅把守鄂西对抗湖北、河南两面之敌，还要每个季度上缴大量赋税以供全国教育。

“俗语有云：缩回拳头好打人。我们现在拳头全都伸了出去，腹地处处空虚，相当于中门大开，形势早已岌岌可危。相比之下，袁项城数十位北洋精兵猬集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随时可能对我们或者南方革命党发动致命一击。当此之时，我们还有闲心和实力坐看孙文被袁项城殄灭？莫非诸位都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

众人神色不由得为之一变。

杨度接着说道：“虽然孙文有些志大才疏、忌才妒能，或许从日本那里得到什么许诺，才敢做出如此举动。但从我们角度来说，必须竭尽所能让国民党不乱、袁项城不动，确保当前政局稳定，这才对我们最有利。所以宋教仁必须救，而且要在不影响政局变动的情况下出手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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