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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整风，还是不够的！

肖图白真正的意图是“移风易俗”，任何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都必须走上移风易俗这条路。尤其是中华大地，几千年传统道德风俗，已经与旧社会旧制度融为一体，很难适应工业时代。

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若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是摧毁生产关系，要么生产力发展严重受到阻碍。

就像中国古代一些经济繁荣的盛世，一直仅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未成功的蜕变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写照……

儒家社会一直在提倡“以孝治国”，这种孝已经不是父母兄弟之间的关怀，而是一只束缚和奴役，家族靠孝奴役族人，朝廷靠孝奴役官员，官员靠孝，奴役子民。

而以孝治国的儒家社会，最讲究宗族关系和叶落归根。人们传统的观念，无论是当官，还是经商，皆是为了将来在家乡买田产，衣锦还乡。这种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巨大的阻力！

试想，工厂主一旦赚了足够的钱，就解散工厂，带着自己的积蓄回到乡下，工业技术如何能够持续的被积累？官员、商人们赚了足够的钱，也将资本带到乡下购买田产，城市化如何能被推进？

因为儒家社会的种种风俗束缚。中国尽管在唐宋时期，已经拥有了工业革命前夜的技术水平，但是总是“资本主义萌芽”，就是不能开花结果，变成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里面，可不仅仅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打断了工业革命发展进程。

事实上，与中国儒家思想治国，中国恐怕永远不能迈入工业国家的门槛。因为，儒家思想天生就是为农业社会设计出来的制度。

当然了。儒家社会将孝道演变为奴役之道。破除这种陋俗，也并不是说以后就不孝了。而是要将之推演到工业社会、法制社会的孝道。

于此同时，道德仅是社会的束缚力量，让人类不至于疯狂。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终究是科技、工业、资本等等“生产力”。

孝道只能是社会的一种私人品德，不能作为统治阶层的标准。比如，儒家社会能够拿着政敌不孝来文章，让政敌下野，无疑是很可笑的。

政治家。归根结底是考验期职业的能力和值得道德，而非是私人品德。讲究私人品德的话。二战时期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是花花公子，而纳粹德国的希特勒私人品德却是圣人一般无暇。最终历史给予双方的评价，私人品德非常好的希特勒是恶魔，花花公子的罗斯福、丘吉尔是伟人。

为了推广新的社会风气，特区的公务员要求读《国富论》、《资本论》，这两部与后世牛人著作同名，但是却是肖图白自由发挥，塞了很多“私货”的著作，却是全面的阐述了经济学常识。和科技、工业对于社会的影响。

对于17世纪~20世纪而言，肖图白的理论，可谓是最权威的经济学著作，直接能够指导人类社会，工业化、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这几个历程的技术发展、演进路径。

而为了潜移默化的改变特区下一代青年的思想，特区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上着重讲述了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技术牛人，却是将儒家理论和学者们进行淡化了。

孔子在特区新式学校的教科书上，仅仅是一个很普通的古代教育学家，其功其过。经过客观评价，而并不会将之神话为圣人。孔子最大的成就，主要是在于教育，在春秋时代普及教育，对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孔子的思想本身，被教科书批判，已经严重跟不上时代，阻碍了工业化进城和华夏民族对外开拓进取。

与此同时，特区的教科书上，抬高了墨子、公输班两位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科学家、发明家，盛赞两者对于中华古代木工、冶炼、建筑等等多项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中国还在使用的一些手工业工具很多都是这两位牛人发明出来的。以及对于他们在数学、光学、声学、力学等等自然科学的发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而孙武、管仲等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杰出名人，地位也被抬高了很多。尤其是，管仲在特区被尊为“中华古代经济学鼻祖”。

对于管仲政治思想的解读，在特区的媒体上，已经成为了惯例。稍微有一点见地的管仲思想解读，皆能够在报纸上获得刊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