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很郁闷，大过年的总有人不在家好好呆着。他们不但从天上飞来，把他太原的百姓吓得惶惶不安，而且这个家伙还要见自己，真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只是私心之中，他感觉这个人还是有必要见的。毕竟现在的中国，能从天上飞来的人，绝对是奇人异士，绝对是值得与之打交道，甚至做生意的人。这一点，骨子里有晋商情节的阎锡山完全明白。

这时的阎锡山，正在山西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军队。作为家乡，他对于山西的政事还是很放在心上。虽然这时，他在山西的政策还因为他在山西的势力还没有达到完全整合，而无法推行下去。

这时阎锡山被袁凯任命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大约出于“感恩戴德”，故他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

并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

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所有这一切，成为后来把他归入反动派的原因，实际他反动不反动，却只有山西的百姓们说了才算。

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

1918年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

他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由于他的治理，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甚至当时山西的富裕程度，要比之建国之后初期的山西要好得多。

所以，最少在内政之上，阎锡山绝对是比当时的军阀们要头脑清楚，而又聪明得多的这么一个人。尤其，这时他的年岁并不大。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袁世凯称帝风波正盛之时，对于云南的护国军部队大加鞭鞑，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

基于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什么？说真的如果抛开历史的成见不谈，那么我们将看到了一个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典型的晋商。

至于称不称得成帝关他屁事！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次投资，是否有足够收益的问题。当然，这也体现了年轻的时候，阎锡山对于政治脉搏把握、动向不那么成熟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