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忏悔道：“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huò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天之道，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

黄埔无涯宫，李方膺一脸惭愧地对李肆道：“沈在宽依旧顽固，虽承认理学确实不合如今时局，华夏也非靠理学才能成其为华夏，但他仍旧认为，他所作没错。他说，以利导世，为祸太深，只能靠孔孟正道，才能驱逐鞑虏，光复华夏。”

李肆将一本书给了李方膺，笑道：“无所谓，只要他能承认，理学不是天生就能统治人心的东西就好，反正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书你可拿给他，让他看看，他北面的同行是什么面目。”

李方膺接过书，正是《大义觉mí录》，再粗粗一翻，皱眉道：“这曾静……可是咱们治下之人，就这般被雍正拿来róu搓，咱们这一国的脸面何存？”

李肆淡淡道：“此事跟一国脸面有什么相干？朕还巴不得有更多人北投满清，与其让那些天生要作奴才的人在我英华一国里捣蛋，不如放他们去北面。”

李方膺也笑了，的确如此，那些个死不悔改的腐儒，最好是都学曾静一般，跑到北面去。

接着两人相对叹气，这是不可能的。还满心坚持着自己那臆想世界的腐儒，在国中也许还有一万，但能像曾静这样还有一腔血气，敢于丢开英华现今蒸蒸日上的前程，悍然北投，怕是再找不出十个来。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人不止人才，更是人心。

接着李方膺担忧地道：“雍正在人心上如此大动干戈，这南北局势还不知要如何变化。”

李方膺只是民间身份，李肆不好跟他深谈国政，同时李方膺这话也要纠正，只是笑道：“这就是大动干戈了？热闹的还在后面。”

李方膺瞪眼，将国政乃至皇室密辛都广告天下，几乎每个学子人手一本，这还不是大动静？如此景象，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杀胡惟庸时，印书天下，昭告胡惟庸等反贼之罪，动静也比不上现在。

李肆像是自语地低声道：“雍正这是要跨出第二步……”

雍正登基后，前四年就忙着两件事，一是清除异己，稳固龙椅，一是收紧银根，搜刮钱粮。为此他不得不向李肆低头，保持着诸多默契。如今两件事他都办得差不多了，但他很有自知之明，英华这四年里跨出的步子更大，国力膨胀更为惊人，他即便是要守住北面，也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

雍正要得到更多人死心塌地的拥护，要得到更多的钱粮来成军，为此他就必须获得更大的权柄。而将曾静一案与大清一国的根基联系上，就能更深层次地搅动人心。

读书人以为，出书就足以搅动人心了，可对权柄在握的人来说，这远远不够，除了杀头，还得作另一件事。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张廷yù对雍正道：“成书仓促，不仅有诸多学思未能彻底批驳，书中还有一些细节，还容易导那些愚人思及宫闱之事。”

雍正也注意到了，书中关于他得位之事的辟谣，惹人更加生疑。此时他还没想透，就问张廷yù有什么想法。

张廷yù道：“就该将此书如早前宣讲《圣训》之事合在一处，派出得力学士，深入地方，细细宣讲，既能将书中未尽之理讲透，也能防止人心误入歧途。”

这办法好，雍正连连点头，他也有了想法：“书中驳斥吕留良之说，碍于主旨和篇幅，确实未能讲透。你可另寻名士，深入批驳，另成一书，跟《大义觉mí录》一同去地方宣讲。”

张廷yù拜道：“臣正有此意，本已寻了方苞、顾天成等名家，将吕留良余毒好好涤dàng一番。”

当雍正点头时，张廷yù心中狂喜，这下好了，遗祸华夏数百年的浙党余孽，将因吕留良之说被彻底毁贬而彻底灭绝……

有张廷yù推手，曾静吕留良案，在《大义觉mí录》刊行天下之后，再起一bo高cháo。

清廷从翰林院选出若干翰林，奔赴各地，掀起一bo宣讲风cháo。这些宣讲使加上地方官，目标是将《大义觉mí录》的内容尽可能传播给天下人，堆场次，凑人头就是功绩。

宣讲会一场数百人、数千人，在陕西甚至有两万人的宣讲大会，人人手握《大义觉mí录》，随着主讲人声嘶力竭地呼号，如旗帜一般挥舞。在雍正四年的八月，但凡官场、读书人，乃至地方乡绅，不拿到一本《大义觉mí录》，不参加一场宣讲会，都自觉是不忠于朝廷，不忠于皇上。1

宣讲会不止是《圣训》、《大义觉mí录》，张廷yù牵头，方苞、顾天成等文人动手，《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的内容也广传天下。这本书更从学理上，彻底打倒吕留良之说，尤其是“纠正”了华夷之辩，将其导入君臣大义的“正确”道路上。

当李肆得知，四川、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英华与满清jiāo界处，清兵加强了防备，对双方来往商贾开始作严苛限制时，他对内廷司谕杨适说道：“召集与江南事有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