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个，唐宁赶紧岔开话题：“对了，舒米特。我记得你们苏联跟中国不是盟友么，现在怎么弄得这么僵了呢？”

武田毅雄叹道：“这事儿可就说来话长了。其实原本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挺好的，这种友好关系也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后来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友好关系会急转直下，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向彻底破裂。由盟友转变为剑拔弩张，怒目而视的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与苏联结成了联盟。中苏结盟除了有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的因素以外，其主要原因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一致，几乎没有出现过什么分歧。双方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都奉行社会主义和**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以一种声音说话，并采取共同的路线政策。尽管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也有过矛盾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无关。两国领导人也曾在私下里相互抱怨，但从未将矛盾和磨擦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更没有公开地互相批评。

但是，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并提出“三和”路线开始。中苏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一致”的状况开始受到冲击。中苏两党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除了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不同意见以外，对“和平过渡”也有不同看法。毛伟人在1956年就曾谈到，苏共二十大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之前，尽管中苏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并且在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争论还很激烈。但双方并没有发生论战，只限于在内部交换意见。其中的原因，一是在此期间中苏仍处在“蜜月时期”，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并不很多。而且仅限于斯大林的评价及和平过渡问题，还没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国家利益；二是在争论中，主要是中方批评苏方，而赫鲁晓夫等人因为立足未稳麻烦颇多，特别需要中国领导人的支持，不得不对中方的批评采取忍耐态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苏方的经济军事援助。并希望继续维护中苏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评苏方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均比较谨慎。

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两党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并在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出现了争执，这不仅使双方的分歧和争执越来越多，超出了意识形态范围，而且这些分歧和争执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使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更加严重。面对意识

形态分歧的扩大，中苏双方都改变了以往比较谨慎就事论事与心平气和的做法，采取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强加于人毫不妥协无限上纲的武断态度，并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陷入不断地进行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可挽回地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两党都把意识形态分歧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高度。中苏双方都是注重意识形态的国家，当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多时，双方都必然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去寻找原因。

这样一来，为了在意识形态争执中最终战胜对方，双方均采取了“公开论战”的做法。苏联提出国际**运动总路线之后，特别是在公开信中系统地阐述了苏共的理论观点之后，毛伟人决心同苏共中央展开公开的意识形态大论战。毛伟人已经认定，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所以要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批倒批臭，从而把大论战推向了**。在论战的**期，双方基本上都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分歧为核心，使论战成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认为苏共是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苏共认为**是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