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后来经过韩非的改进之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尽管后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而法家学派也被视暴政、苛政的代表思想而无人再敢提及，但术治思想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臣下，维护自己统治的必学之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

一直到1513年，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一书，其中许多观点和申不害有相似之处，如【君主论】中最著名的观点：君主必须俱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几乎和申不害的观点几乎如出一撤。但【君主论】出现的时间要比申不害要晚了一千八百余年。这也说明中国的古老智慧，确实是博大精深的。

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最大的局限就在于，过份的重视了利用权术来加强君主的权力，而忽视了做为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是国力的强大，如果是在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也许还好一点，但在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如果自身的国力不强，那么就算君主能够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仍然还是改变不了国家被灭亡的命运。

如果过份的强调术治，把术治当做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整个国家就难免陷入到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的局面，国家法制名存实亡，各种潜规责横行，人人工于心计，不走正道，专行偏峰，无人有心务实正干，而囯家的力量也在这样不断的内斗中消耗殆尽。

权谋虽然可以筑固君主的权力，但却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仍然是要以用正当手段，以法治为基础，术治只能够做为法治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商鞅对申不害的思想非常不屑，认为强国之本在于立法，富民强兵，以术治国，是舍本求末，必无大成。

韩国和秦国变法之后的不同发展命运，就很能说明问题，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在经过了短暂强盛之后，韩国却急速衰落，结果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之一，只能与燕国之流为伍。而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以赏励耕战为核心，逐步走向富强，成为七雄首强。

其实韩国也将这样这种国内的权谋运用到列国相争之中，长平之战的导火索，实际是始于秦国出兵进攻韩国的上党之地，而上党太守冯亭谋划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于是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果然成功的引发了秦赵之间的一场大决战，结果秦国惨胜，赵国惨败，从而也决定了战国后期的大势。

后来韩国又将水工郑国送到秦国，说动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郑国渠，也就是所谓疲秦之计，结果秦国果然集倾国之力，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修好郑国渠，也让韩国又苟延残喘了十余年。

这两次权谋使用得也不可谓不成功，但因为韩国自身的实力不足，又没有安下心来，全力发展自身国力的决心，结果虽然都为韩国嬴得了许多时间，都在韩国自身的内耗中白白lang废掉了，无法充份利用这两次权谋所创造的大好机会，使韩国重新强盛起来。

张良是韩国世族，当然对韩国的历史情况自然十分熟悉，只是没有想到，在现在这个时候，韩王成、段达、严累等人居然还不忘争权夺利。本来张良对恢复韩国充满了热情，但这时也不禁觉得心灰意冷，因此虽然大殿上吵成了一片，但张良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样的争吵，自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此韩王成首先不奈烦了，于是一挥袖孑，转回到后宫去饮酒解闷，而众大臣见韩王成走了，也觉得没越，都纷纷散去。

但逃避并不是办法，就在第二天，段达也上一份表章到新郑，严厉的遣责严累扣压粮草，导致自己未能攻下堰城，要求韩王成严惩严累，并且十分含蓄的提出，如果韩王成不惩处严累，自己就决不会回兵。

严累自然不能接受段达的攻击，正要在韩王成面前为自己分辩，但就在这时，又有人来报告，新城己经被秦军攻破了。

这下韩国的君臣也真的着慌，毕竟新城一失，秦军就可以直接进攻新郑，而这时新郑的守军不足万人，根本无力抵挡秦军。因此有不少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以李平为首，再向韩王成表示，一定要将严累严惩，才能够让段达尽快出兵，救援新郑。结果主张严惩严累的大臣顿时占了大多数，包括一些本来支持严累的大臣，这时也都反戈一击，要求韩王成严惩严累。

谁都淸楚，如果不严惩严累，段达是绝不会回兵，而没有段达的军队，新郑也就难以守住，到了这个时期，也只能不管严累了。

严累又惊又怒，沒有想到局势居然急转直下，自己费尽心机，想要斗倒段达，本来己经胜劵在握，谁知现在居然发生了这样的逆转。他当然不甘这样认输，而且当初自已这样做，不也是韩王成默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