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发了一个月的工钱，住在洋泾浜鸽子笼里的三个纺织工家庭都缝制了新装，这是一种注重对外形象的群体习俗。

那怕她们并没有熨烫衣服的工具，也会把搪瓷的饭盒装了滚烫的水，再包裹了湿毛巾来熨烫衣衫，那怕他们没有晾晒的地方，也会架起一只木头梯子，把衣服高高挂在鸽子笼的天窗上。

筷子放在火炉上，烧的发烫了，就可以用来做手工的卷发。擦亮一支火柴，让它认真的燃烧，火光过后留下的黑色碳灰，就可以用来描摹眉毛。

不管家中是如何的局促狭窄，等出了门，她们都是衣衫干净、板正。说话利落，反应机敏的人。

当人的运气变好了以后，经常会引来更多的运气。三户人家燕子衔泥一样辛苦搭建出来的郊外棚户，因为要上班速度快一些，所以依旧是住在鸽子笼里。

就有熟悉的乡亲过来说话：

“郊外的那三间棚户，你们也可以转让出去啊，现在的价钱可是不少，三间三十块！”

乡亲伸出粗壮的手掌来，摆出三个手指。

三户人家商量了一下，终于点了头。

他们依旧是很需要钱，阿巧要送去读书，阿芬和阿巧的表姐白天要上工，晚上也要读夜校，认了字，会算账，工钱是会大涨的。阿巧的弟弟太幼小，也不能放他一个人在家里，所以还得托人照顾。

三间棚户出手很快，三五天就卖掉了，几个乡亲过来交接，又给他们带来一个口信。阿巧的爷爷要来上海看孙子，已经出发了。

阿巧全家都很高兴：

“阿爷身体蛮好的，来了正好可以照看小毛头。”

又是只过了几天时间，阿巧的爷爷到了上海，他是和几个老讨生活的老乡同来的，步行。肩膀上扛着一根桦木杆子，挑着两个大包裹。

老爷子酱色的脸膛上是深深的皱纹，瘦的腮帮子侵蚀进去两个大坑。

阿巧的爸爸去接人，叫了一辆黄包车。

老爷子很不高兴：

“这样太过福了。要折寿的。”

阿巧的爸爸就宽慰他说：

“并花不了几个钱，这个咱们家现在都有。”

老爷子眨巴着眼睛看儿子：

“那你发达了，做了大买卖，当了官儿？”

阿巧的爸爸抹汗：

“只是做工的。”

只是做工的，工钱比自家的老婆还要少一点儿。上海的男人历来都容得下大女人。并不认为这是丢人的事。

老爷子教育他儿子：

“我能走，咱们不花这个冤枉钱。”

等在一边的车夫倒是并不恼怒，只是站在那里，陪着一点笑的脸有些戏弄。

阿巧的爸爸劝：

“您赶紧的吧，咱们钱依旧付了的。”

初来乍到的，还不熟悉情况，阿巧的爷爷只好听他儿子的，坐了黄包车，两只手紧紧地抓着大包裹，他的挑行礼的桦木杆子挺长。在黄包车上，横放也不是，竖放也不是。

阿巧的爸爸想要扔掉，被老爷子虚虚的做了一个披头打脸的动作。

黄包车车夫低着头拉车，偶尔要被桦木杆子打一下腰，一路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