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铮接着又道：“我记得在淸廷开国的时候，主持朝政的机构是内阁，而现在主持朝政的是军机处，这算不算是改变了祖宗之法，还有总理府衙门，北洋大臣、南洋大臣这些机构官员，在清廷开国时都是没有的，如果说祖宗之法不可变，那么这些机构、官员是不是都应该取消了。”
现场的嘲笑声音更大，而【消闲报】的记者低头耸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秦铮道：“所以说‘祖宗之法，不可轻变’，这本身就是一句假话，因为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因此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根据俱体情况的不同，对国家制度做出一些调整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至于这位记者所提到的两年前发生的康梁变法，我们在海外也有所耳闻，但对其中俱体的发生的事情并不清楚，也就不便评论，也许他们在变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但这是执行层面上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变法本身，这就好比用火不当，会引发火灾，难道我们从此就不再用火了吗？”
秦铮熟知这个时代的历史，当然知道把庚子国变的源头扯到戊戌变法，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从总体来看，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之间虽然有深刻的矛盾，但在大面上，关系还是良好的，许多事情也能够互相妥协，有时慈禧太后还会对光绪做出一些退让。而戊戌变法最大的恶果就是让帝后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甚致是完全对立，慈禧太后甚致打算废掉光绪，另立新帝，并且正式招集大臣商讨这件事情。
不过由于洋人出于各种考虑，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这就造成了慈禧太后与各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慈禧需要另一股力量来帮助自己对抗洋人，而就在这个时候，义和团运动兴起，宣称有护体神功可以克制洋人的枪炮，加上又有一批各怀目地的清廷官员在其中推波助澜，蒙上瞒下，因此慈禧太后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功，并最终决定依靠义和团来对付洋人，逐向各国宣战，结果造成了庚子国变。而追根遡源，说庚子国变的源头是戊戌变法，也并不算错。
但穿越者并不想去领导清廷的改革，因为这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想对戊戌变法做历史定性，这件事情等穿越者建国以后再做还差不多；更不想掺合慈禧太后和光绪之间的撕逼事情，宁可当一名吃瓜围观群众，但又必须做出一个要求清廷进行变革的态度，继续扮演一个开明者的角色，因此秦铮一方面反驳所谓“祖宗之法，不可轻变”的论调，另一方面对戊戌变法就避实就虚，推了个一干二净，而又让人无可指责。
接着是由法国记者提问，道：“秦政委，您刚才说租界是中国屈辱的像征，但所有的租界，都是各国与清国签定了条约而设立的，而且租界的环境，管理、司法、行政、治安以及城市面貌，都要远远强于中国其他的城市，大量的中国人都愿意在租界里定居，可以说现在的中国，只有租界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同时也是帮助中国摆脱落后、愚昧的窗口，一个和文明世界接轨交流的据点，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秦铮道：“刚才我本来是不想说条约的事情，既然记者先生提到了条约，那么我想先问记者先生一个问题，法国的洛林-阿尔萨斯两省被割让给普鲁士，也就是现在的徳国，也是签定了【凡尔赛条约】的，那么请问法国是否就承认洛林-阿尔萨斯两省就是德国的领土，而不是法国的领土。”
法国记者的脸色微变，普法战争是以法国的惨败告终，法国被迫把洛林-阿尔萨斯两省被割让给普鲁士，但这也是法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而且法国从来都不承认洛林-阿尔萨斯是德国的领土，而是法国被德国强占的领土，但正如秦铮所说，割让洛林-阿尔萨斯两省，是徳法【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这等于就是打了法国记者的脸，因此这时法国记者也无言以对。
好在是秦铮也没有再逼迫他回答，而是接着又道：“我承认刚才这位记者先生所说的租界情况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承认租界的设立，确实是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城市规划和行政管理经验，以及现代的司法、治安理念，并且也确实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和样板，这些都是租界给中国带来的积极一面。但我们也同样坚持认为，租界的存在，就是中国的耻辱，原因就是租界的治外法权，也就是在租界里另有一套属亍租界的行政法律系统，而清国朝廷的法律，行政权力在租界里是无效的。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却不能行使本国的法律和行政权力，如果这都不是耻辱，那么还有什么才是耻辱。我想这位记者先生恐怕也会认为，割让洛林-阿尔萨斯两省就是法国的耻辱吧。”
接下来是由【上海新报】提问，记者道：“我们注意到，贵众回归中华之后，己经连续收复了天津租界、威海卫租界、青岛租界，而刚才您的发言，认为租界是中国的耻辱，那么贵众是否主张中国应该收回所有的租界呢？而贵众是否会继续收回中国的租界.”
秦铮正色道：“首先说明，我们占领天津、威海卫、青岛，是出于战略计划方面的考虑，并不是单纯只是为了收复租界。我们当然主张中国应该收回所有的租界，但是想要收回所有的租界，并不是靠我们，因为我们才刚刚回归中华，实力有限，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严格来说还并不算是清廷的官员。因此想要收回所有的租界，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中国自身的实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中国自身的国力强大了，才能够收回所有的租界，彻底洗刷耻辱。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