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辉送到汴都的信来的非常及时，看到厢军初步改编成邮政系统所产生巨大效益，让英宗赵曙等人自信满满的想要大跨步的建立一个完整遍布全国的邮政系统，一边吸纳更多的厢军，按照王静辉策论上所推算，一旦邮政系统完成，将会解决十万厢军的裁汰，这对有着一百四十万庞大帝国军队的宋朝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接到王静辉的信后，英宗赵曙和宰辅韩琦等人面面相觑，然后都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全面推广邮政系统的时机还不成熟。王静辉的理由非常简单：现在邮政系统的运行路线都是大宋最为繁华的线路，连这样的线路也只能是勉强养活三万厢军，更何况诸如西北、西南那样的偏远荒蛮地区？如果急于大规模推广很可能又是一个填钱的大窟窿。

在信后随同附上的是一篇关于大宋目前交通方面的策论，王静辉指出目前大宋的财富聚集汴都开封，这完全是靠京杭大运河的功劳，不过这些运河都是靠近或与黄河相同，一旦水患再起，那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二便是大力发展陆路交通。邮政系统是依附于交通状况的好坏来生存的，如果交通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邮政系统的建立自然会水到渠成，并且会容纳更多裁汰的厢军。不过这都要依靠朝廷财政的宽松与否，现在朝廷拿不出这么庞大的资金来改善交通状况，所以大规模推广邮政系统地时机自然也就不成熟。

王静辉是邮政系统地创始人。用邮政系统来吸纳裁汰的厢军地办法也是他想出来的。英宗赵曙和宰辅韩琦不能不考虑他的建议，况且经过这封信后。他们也觉得全国推广邮政系统中间存在着诸多风险，如果冒然实施恐怕会真的得不偿失。对于王静辉“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地主张，这也得到了其他诸如枢密使富弼、欧阳修、赵桀等参知政事的赞同。

新任三司使韩绛是对王静辉最为好奇的人。他很难想象一封信便可以打消英宗赵曙和韩琦等人大规模推广邮政系统的想法，这实在是让他感到震惊。韩绛是颍王赵顼的老师，自然知道赵顼和王静辉过往甚密，不过他没有看过王静辉写给赵顼的策论，他只是知道王静辉的诗词名冠天下，几乎让这个时代他所见过所有的著名文豪都黯然失色，连他远在金陵的老友王安石也非常叹服当今驸马的诗词才学，但没有想到驸马地一封信便可以轻松的改变皇帝和重要大臣的主意，这就不止是单单诗词功夫所能达到的了。

不过很快，韩琦心中对王静辉才智的怀疑便烟消云散了——王静辉写得关于在局部地区试行免役法的奏章到了。看过这份奏章后。韩绛在心中对王静辉又有了新的认识：王静辉所出免役法正是解决现下差役弊政的一剂良方，虽然后面关于官户、寺院、道观也要按人头收取半费地“助役钱”让人有些诟病外，其他的都是毫无争议的良法。

英宗赵曙等大臣对王静辉关于免役法的奏章显得非常满意，这完全是一道“王静辉式”的奏章，上面的字数虽然比其他大臣上地奏章要多出数倍，但通篇没有一句废话，条条框框叙述的非常清楚，其分析也是让人十分信服。看得人只要按照上面所写的直接照办就可以了，即便是是最无能的官吏，如果严格按照上面的步骤去做，那也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这份关于免役法的奏章只有最后一条让人看着有些不是很舒服，但在奏章之后的附页说明上，王静辉对佛教等宗教的看法让英宗赵曙等人心生警惕。由于王静辉还不是驸马的时候。曾经就写策论建议让大宋对敌国实行软对抗，这是项花钱少、非常隐蔽的行动，所以大宋统治高层非常看重这项行动，并且专门从军中或是别处挑选训练了一批细作，化妆成道士和和尚对辽国进行渗透，不过辽国道教似乎不怎么热，所以干脆以后派出去的都是和尚了。

为了配合行动，王静辉产业下的玻璃作坊还用徐氏的珠宝匠制作了一尊白衣观音像交给朝廷，作为庆祝辽道宗耶律洪基生日的礼物，举国惊叹，并被奉为国宝，也让王静辉的玻璃作坊自此又多了项抢手货。至此以大相国寺为龙头的大宋寺院开始在辽国大行其道的同时，也给大宋传回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让大宋的统治者现在对辽国的现状多少还算有个清晰的认识。在传回来的情报中，最显眼的便是佛教在辽国兴盛的状况，实在是让英宗赵曙他们叹为观止。

这次王静辉在奏章后面附上的策论其实就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要对宗教进行限制，这助役钱便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宗教徒的人数越多，其助役钱也就更大，而且缴税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幼都算上，最可怕的便是一开这个惯例，现在是收一半，将来就很难说是收多少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宗教的规模。

宗教中人也有目光敏锐的智者，他们可以从这条信息中闻到朝廷政策中控制宗教的气味，自然会极力收敛以避灾祸，如果还要继续扩张信徒的话，那等待他们的便是赫赫有名的“灭佛运动”的翻版了。

王静辉所上的免役法也有机的和邮政系统相互结合起来，以增强邮政系统的效率和生意来源，他回忆了后世一些邮政传统业务，并且在奏章上也给写了出来，希望统治高层能够灵活运用，但对此他心中也没有底，在他眼中与其让那些“圣贤”去管理这么庞大的邮政系统。还不如选派一个有能力的商人来管理更为保险些。不过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他可不敢在奏章上说出来。

英宗赵曙和几个重要地官员对王静辉关于实行免役法地奏章仔细研究后。觉得非常实用，驸马在奏章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这让英宗赵曙他们都有些苦笑地摇摇头：驸马是怕他不在汴都，把中间所能够遇到的问题都给解释了一遍。所以才把奏章写得和书一样了。不过王静辉在这道奏折中解释的最详细的便是吏治问题，他知道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固然是因为这个倔老头儿性格不适合当此重任，但当时大宋腐败地吏治问题也是导致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这个时代的官员操守，王静辉是领教过的，中国人对清官的渴望不亚于久旱逢甘霖，十几年前包公的故事便在汴都开封府上演。“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这便是王静辉的感觉，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在他身上也不见得会遇到。毕竟自己没有什么大权，这些官员犯不着为了升官来巴结自己做政绩表演，所以免役法由他提出来应该不会想历史上王安石那么糟糕。不过吏治始终是他心中地一个隐忧，他非常喜欢西方发达国家中，官员一旦贪污或是渎职就肯定会引咎辞职，然后便是声名扫地政治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现象，这明显带有非常浓厚的法家色彩，但在中国显然是行不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构来制约官员的操守，他就是神人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