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济阳城北大约几十里外便是黄河故道之地,这里有一片庄园,而庄园的主人便是济阳豪望王要汉、王伯当兄弟。

自李风云指挥鲁西南义军联盟西进中原之后,翟让和瓦岗诸雄便意识到河南局势会急骤恶化,东都军队极有可能出京戡乱,而官军对通济渠和大河的戍卫也会非常森严,瓦岗军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恶劣,于是果断撤离通济渠一线,秘密集结于东郡和济阴郡之间的黄河故道中,活跃于瓦岗、匡城和济阳一带,以便随时应对局势的突变。

对于鲁西南义军攻打中原之举,瓦岗人非常愤怒,不仅仅是因为齐人的手太长,捞过界了,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还把战火烧到了河南,给河南人尤其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无辜灾民带来了一场可怕的大劫难。

东征必然胜利,这是瓦岗人的共识,而由此共识去推衍未来局势,不难看到一旦远征军归来戡乱剿贼,瓦岗人做为直接影响到京畿安全的河南贼,必定是官军重点剿杀对象,所以翟让始终不敢公开举旗造反,即便灾情蔓延,饿殍遍野之后,他也是咬牙坚持,以劫掠通济渠来救济灾民,虽然这无助于缓解灾情,亦无力去拯救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灾民,但却可以赢得官府和地方势力的“好感”,建立一定程度的“默契”,而这种“默契”正是翟让和瓦岗人在远征军归来进行大规模戡乱时,可以挣扎生存下去的最基本条件。

然而,翟让和瓦岗诸雄对未来的设想,被李风云和鲁西南义军联盟一拳打了个粉碎,这让他们怒不可遏,尤其当他们接到李风云在济阴开仓放粮的消息后,更是睚眦欲裂,恨不能把李风云大卸八块。

从官府的立场来说,李风云是贼,李风云抢走的所有东西都是赃物,而任何一个分享赃物者,也都是贼。灾民本是良民,但只要接受了李风云的赈济,就等同于分享了赃物,他们的身份也就迅速从一个良民变成了贼,而且还是十恶不赦的叛贼。几十万灾民就此变成了几十万叛贼,那么东都绝不会再给予赈济,地方官府也不会再给予任何同情,官军会举起手中的武器肆无忌惮的杀戮,而且杀得心安理得,杀得理直气壮,因为他们杀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贼。

李风云的开仓放粮,从道义上来说,从灾民的立场来说,他是做好事,是赈灾救人,但从官府的立场来看,从律法上来追究,他就是犯罪,他不但杀人越货,破坏社会的稳定,还把无数善良无知的灾民拖下了水,置不计其数的无辜者于死地,罪大恶极,罪无可恕。

瓦岗人有理由认定,李风云此举是故意的,他太狠毒了,有意利用无辜灾民为他冲锋陷阵,做毫无意义的牺牲。

济阴库房里的粮食十分有限,甚至难以维持义军军队的战斗所需,也就是说,李风云事实上根本不具备开仓放粮的条件,但他为了继续进攻中原,为了无限制地扩张军队,便以开仓放粮来赢得河南灾民的民心,然后欺骗几十万灾民与他一起造反,一起烧杀掳掠,而最终结果必然是,李风云以河南人的累累白骨来换取他的生存。

翟让出离愤怒,但事实已经存在,愤怒没有任何意义,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当下最为急迫的便是寻找对策,竭尽全力逆转局势,尽一切可能去拯救更多的无辜生灵。

“明公,如今唯有举旗,别无他途。”邴元真神情严肃,口气更是不容置疑,“以明公在河南之声名,只要举旗,登高一呼,必应者云集。唯有如此,明公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最多的河南人聚集到瓦岗旗下,才能最大程度地保全河南人,否则,不要说那些灾民了,即便是我们这些瓦岗人,也将被李风云掀起的这场狂风暴雨所吞没。”

“举旗能解决什么问题？”王儒信摇头苦叹,“卫府军东征结束返回中原之后,我们怎么办？退一步说,就算我们与李风云结盟了,与齐人并肩作战,并且坚持下来了,但因为战火席卷河南,再加上天灾肆虐,以致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到那时我们外有强敌,内无粮草,如何捱过冬天？到了明年,我们又去哪里寻找粮食？”

王儒信的观点非常现实,就目前河南局势而言,若想拯救苍生,唯有依靠东都的支援,而东都虽然有借助天灾打击河南地方势力的意图,但绝不会任由灾情恶化,以致生灵涂炭,在道义上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所以河南人始终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东都,寄托于官府。

“李风云来了,战火已经烧到河南,再寄希望于东都纯粹是自欺欺人。”单雄信面带怒色,厉声说道,“李风云此举,就是逼我们造反,而未来局势很明显,不论我们是不是公开举旗造反,都是东都首要诛杀目标。既然反正都是死,那还犹豫什么？举旗,与李风云并肩作战,直杀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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