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法尚告诉张须陀,水师封锁大河水道,切断河北贼退路之后,不但会迅改变齐郡战局,还会对齐王杨喃形成一定程度的威慑,但战局如何变化,齐王杨喃是否因此暂停控制齐鲁的步伐,都无从得知,所以水师暂不登6,冷眼旁观,择机出击。

周法尚的意思很明显,他无意把水师投进戡乱战场,更不想让水师成为齐郡戡乱的主力,水师的任务是渡海远征,而距离渡海的时间已不足四个月,在这段时间内水师无论如何不能出现意外,否则影响到了二次东征,后果谁也承担不起。现在水师能支援张须陀的也就是利用自己的水上优势,封锁大河水道,至于剿贼,依然是张须陀的事。

张须陀怒不可遏,忍不住就像骂人。

周法尚的理由狗屁不通,说一千道一万实际上就是一句话,他怕齐王杨喃,怕粘上齐王这个政治瘟神,怕自己晚节不保遗祸子孙。不过周法尚毕竟是中土名将,谋略过人,齐郡战场上的诸般变化都在他的眼里无所遁形,他非常清楚,只要水师出现,包围章丘的各路反贼必定一哄而散,张须陀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根本不现实,一厢情愿而已。接下来推动战局变化的不是作鸟兽散的反贼们,而是张须陀,是齐王杨喃。张须陀要剿贼,要穷追不舍,要各个击破,而齐王杨喃则要做黄雀,要乘着张须陀与各路反贼激烈厮杀,自顾不暇之际,轻松拿下齐郡的控制权,继而实现对整个齐鲁地区的控制。所以周法尚不到迫不得已,绝不会弃船登6,一脚淌进这潭浑得不能再浑的水。

对于周法尚来说,齐鲁地区尤其是贼势猖獗的齐郡、鲁郡、济北和北海四个郡,不论由张须陀实际控制还是由齐王杨喃实际控制,对水师渡海远征的影响都十分有限,毕竟张须陀也罢,齐王杨喃也罢,谁也不敢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危及到二次东征,危及到圣主和中枢的政治利益,但从地区稳定以及有利于水师远征的立场来说,周法尚实际上更倾向于由齐王杨喃控制贼势猖獗的齐鲁四个郡。

事实不容置辩,无论是个人地位还是政治影响力,张须陀与齐王杨喃都有着巨大悬殊,齐鲁人根本接受不了关陇籍的张须陀,但肯定能接受皇嫡子齐王杨喃,毕竟知道东都皇统之争内幕的地方贵族还是十分有限,齐王杨喃在大部分齐鲁人的眼里还是储君的第一人选,炙手可热的大权贵。另外从两人的剿贼战绩上看,张须陀虽然屡战屡胜,但齐鲁反贼越剿越多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齐王杨喃虽然始终没有剿灭白贼,但混乱的河南局势在他手上结束了,徐州危机也在他手上化解了。政治地位决定了个人能力,与齐王杨喃相比,张须陀的个人能力太弱,指望他在短期内稳定齐鲁局势,比登天还难。

周法尚不愿登6作战,不愿深入介入齐郡战场,某种意义上就是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不支持齐王杨喃乘虚而入控制齐鲁,不支持齐王杨喃展个人势力,但也不反对,以他的能力也反对不了,既然反对不了,为何还要螳臂当车,做不自量力之事？

张须陀之所以愤怒,就是因为周法尚做出了选择,而张须陀却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投靠齐王杨喃就得罪了圣主,死路一条;与齐王杨喃抗衡到底,丢了齐郡乃至齐鲁的控制权,他还是死路一条。反正都是死路一条,张须陀当然要抗争到底,誓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力。

张须陀愤怒之后便是悲哀。他是一个小人物,无论在河洛贵族集团还是在关陇人这个庞大的统治阶层里,他都是一个蝼蚁般的小人物,而周法尚是江左籍大权贵,代表了江左贵族集团的利益,周法尚为了个人和集团利益,理所当然牺牲他这样一个对立集团中的小人物。

张须陀强迫自己平静下来,把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统统抛之脑后,重新审视齐郡战局,认真权衡利弊得失,然后做出了决策。

张须陀命令,诸军将士竭尽全力奋起直追,不惜代价击杀河北贼。

派出亲信卫士日夜兼程赶赴历城,向留守历城的郡尉贾务本详细告之战局变化,并要求他全力以赴坚守历城,在张须陀和主力大军返回历城之前,不得打开城门,更不允许私放任何人进城。

又让水师信使火返回,一边把战局变化告之周法尚,一边向周法尚求援,恳请周法尚务必封锁住大河水道,封锁数百里水道上的所有津口,彻底断绝河北反贼逃离齐鲁之路。

三月十五日上午,河北义军撤到临邑城下。

河北义军人多,辎重多,还有一些老弱妇孺,严重拖累了行军度,而官军的追击度却非常快,其选锋军距离义军断后阻击军队只剩下三四十里了,好在官军同样疲惫不堪,其主力尚在较远后方,暂时还无法对义军展开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