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讲因果报应，可是这世界上又何尝有过报应？正所谓‘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李晖在战后祭奠郑昭的仪式上慷慨陈词，为中国出兵暹罗的行为辩护，“不过，从现在开始，‘善恶到头终有报’将不再是一句空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天不报，我们墨门来报！这就是替天行道！”

暹罗是一个佛教盛行的国家，虽然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差异不小，但却同样鼓吹因果报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曼谷王室与当年郑昭如出一辙的悲惨下场很自然地被暹罗人认为是当年恶行的报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暹罗人的抵抗意识，再加上暹罗的民风本就不算强悍（看看历史上那些如同儿戏一般的军事政变就能明白），因此虽然零星的反华袭击一直持续到了1898年，但是千人以上规模的抵抗武装在曼谷陷落后不到一个月就都不复存在了。不过那些零星的袭击反倒给中国占领军造成了比之前正规作战更大的伤亡，让李晖充分见识到了游击战的厉害。

“游击战因为都是小规模战斗，我们火炮的优势发挥不出来，而且游击队作为主动攻击的一方可以选择最有利的地点和时间，可以极大地缩小双方战斗力上的差距，果然对弱国来说，游击战才是抵抗强敌入侵最有效的战法。”，李晖给予了暹罗游击队不低的评价，却并没有真的将其威胁放在心上，因为暹罗毕竟不是中国那样的人口大国，而现在的华夏又不像侵华的日本那样兵力不足，十万驻军往人口不过700万左右的暹罗一放，就算游击队再厉害，也别想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何况李晖并不只是靠枪杆子强硬镇压，他还通过一贯的“铲除上层、施恩下层。”的办法迅速收服了暹罗的民心。暹罗是东南亚农业潜力最大的国家，但是一方面开发程度太低，另一方面已开发的好地大都集中在贵族、寺庙和商人手里，广大农民的生活十分贫困，墨门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原本为上层占有的土地，将其中的一些分给暹罗的贫苦农民，迅速赢得了他们的广泛拥戴。上层就那么点人，只要没法煽动下层百姓给其当炮灰，力量其实是十分有限的......

这里必须说明一下，除了被李晖认为“有罪”的爪哇人和马来人，新占土地上生活的其他民族都被接纳为华夏大家庭的成员，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压迫。李晖之所以这样区别对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前科，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些民族与华人在文化和血统上更为接近，同化难度要小得多，自然就没必要再像之前那样付出巨大代价强制迁走了，要知道迁走爪哇人和马来人的花费，甚至比中英战争的军费都高得多，如果不是政府这几个月里又靠没收攒了不少家底，还真未必就吃得消。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在暹罗民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那就是身为华人的暹罗首富陈氏家族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华人血统幸免于难，同样被抄没了家产，土地也被分配了下去，这顿时让那些原本担心中国占领暹罗后会将其视为二等公民的暹罗人安心不少，民族情绪也随之大大淡化。

不过李晖如此决绝地对待那位南洋华人领袖其实另有原因，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海军切断了日本与朝鲜之间的航线，日本无法获得朝鲜的粮食，于是转而从南洋购粮救急，其中超过八成都来自于暹罗，而作为暹罗、乃至南洋最大的米商，陈氏家族很自然地从中大获其利，但这在李晖看来却无疑是严重的叛国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