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回过头来，走到藤椅前坐下来，看着宋哲武说：“文戈，你不仅练兵、治军很出色，也很有战略眼光。你刚才说的这几条，可以说跟中央的计划如出一辙，国民革命军里有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我很欣慰！”

蒋介石停了停接着说：“桂系已经基本解决，西北军的问题也会很快有眉目，剩下阎百川的晋绥军一家就很好办了。只是解决了他们几家后，各地还有很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拥兵自重，划地自治，中央的大政方针在许多地方根本得不到落实。如去年8月在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两案，规定了中央与省级财政的收支,将盐税、关税(海关税与常关税)、统税、印花税、矿税等主要工商税种列为国家收入。而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营业税等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列为地方收入。这样,通过法律的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地方的财政困难则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面。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在云南、四川等地就无法推行；有的则是以各种名目理由拖延或者减少上交数额，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这些地方简直就是国中之国。如何解决这些新军阀，文戈你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让宋哲武很不好回答，因为他自己也是地方实力派，甚至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军阀。蒋介石这是让他这个小军阀主动、而且是自愿的给蒋介石提供解决包括他宋哲武在内的众多小军阀的办法。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这是与虎谋皮，确切地说应该是与羊谋皮。在蒋介石面前他宋哲武绝对称不上一只虎，他只能算是一只羊，被蒋介石惦记上羊皮的十来只羊中的一只。蒋介石是要问他，如何动手剥去这些羊的羊皮才不会引起羊群的激烈反抗？而问的恰恰是一只也在等待剥皮之列的羊。

宋哲武知道这是蒋介石还在试探他，可困难的是，他还不得不把“剥皮”的技巧告诉蒋介石。甚至还要蒋介石认为，他宋哲武就是要把自己的这张“羊皮”，心甘情愿的先给他。如果推脱或者是言不由衷，都势必引起蒋介石对他的猜忌。看来只有仍然实话实说。

好在真实的历史上，蒋介石就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是在抗战中逐渐中央化的；四川的众多军阀实力派，是在抗战中被中央逐渐消化，最终只有杨森等少数几人侥幸保留了下来；贵州的王家烈（王家烈现在还不是贵州省主席，1932年3月王家烈才主黔政）则是在红军长征时，蒋介石借追剿之名命薛岳趁势强夺的；云南的龙云则是抗战结束时，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借龙云的两个主力师被派到越南受降的时机，以武力逼迫龙云离开云南去中央任职的。

不过这也给宋哲武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表明态度，说明自己要山西的原因，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和支持。

宋哲武笑着说：“委员长，哲武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委员长垂询，哲武就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想法说一下，不足之处，还请委员长不吝赐教。”

蒋介石看着宋哲武，点点头说：“文戈，你大胆地说。这里只有你我两人，出你之口，入我之耳，即使你有些错误的想法，我也会原谅你的！”

宋哲武知道蒋介石误解了他，以为他要为这些地方实力派着想，当然也包括为他自己着想，忙说：“委员长，解决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后，剩下的各个地方实力派就不足畏惧了。这原因有二：一是所有剩下的地方实力派在资历上都远远不如委员长，在党内更没有任何威望，所以也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二是，这些人在地域上多数都局限于一偶，只是盘算着如何稳住自己已有的地盘，不敢也无力染指它省。这里尤以云南的龙云、湖南的何健和四川的刘文辉、刘湘叔侄为首的四川军阀为典型。江西的朱培德虽也有割地自保的心思，可是江西地处内陆腹地，物产又不丰富，不具备自保的条件。而且，朱培德一向紧跟中央，一旦条件成熟，朱培德自会把江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中央。”

蒋介石点点头，提醒宋哲武说：“文戈，你还没有说唐生智，他在党内还是有一定资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