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再来,知制诰郑獬与滕甫关系好,为滕甫打抱不平,王安石平时最反感这二人,目为“滕屠郑沽”。听到郑獬在赵顼面前嘀咕,对赵顼说道:“獬极险,不宜使在内。”
赵顼此时对王安石依然相信,至少在做为上,除了郑朗也就是王安石,中书平安地渡过,王安石居功也甚伟。既然王安石说郑獬不好,再换一换吧。按照制度,两制官差除,必须宰相执笔。看三司如今的改革,与这个类似,两制审议诏书,甚至对皇帝诏书封还词头,但两制官差除不能由两制内官员草诏,又交还给宰相草诏,形成一种平衡掣肘。正好富弼又生病了,曾公亮因公务去了洛阳,王安石知道郑朗反感人事调动,主动将这个权利抢了过来,书写了这份诏书。
郑獬的好朋友吕诲、钱公辅、王拱辰为之不平,与王安石争执,吵来吵去,未争赢,于是前面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又判了应天府,钱公辅判了江宁府。吕诲未动,仍然不服气,还争,赵顼出吕诲奏折示于王安石与赵抃,问:“王拱辰等出,外间纷云知否?”
因郑朗古怪的改制,两府相权受台谏弹劾,又受两制掣肘,如今宰相与两制官员也产生许多矛盾,赵抃答道:“不知。”
赵顼说道:“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拨擢?诲为人所使,却不知道卿之用心。”
吕诲被王拱辰当枪头使唤了。
是不是真做了枪头,郑朗也不知道,这滩子事全部是私人恩怨。
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jǐng句之一。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首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我会主动退去相位。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已经外放了,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庙堂重要,地方难道不重要吗?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难道天塌了吗?做得好,中书有案记录,也能随时调回庙堂。况且诸位说结党,若真的结党,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为何我不力保之?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献可,还望大局为重,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否则又成嘉祐庆历之故事,望三思(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但在此时,吕夷简早平反过来,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甚至不对的)。”
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马上第三波改革就要发动了,没有必要再斗下去。又说道:“我知道,改革以来,使得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也是你们反对的地方。但就是微调,难道没有人受损?”
拿起一张黄麻纸,又道:“昔rì富弼与范希文交谈,说范希文贬官一定要慎重,一官贬去一户人家哭于道里。范希文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实际中书每一道敕令出,岂没有千家笑,千家哭?”
“是啊,一定要慎重啊,”赵顼说道。朝廷那一项决策出来,岂不是有许多人家受益的,也有许多人家受损的,难道因此就不颁布诏令吗。所以一定要慎重。
“陛下睿智,献可,我xìng格比较淡,最恨的也就是争吵不休,以前身为参知政事或为两府首相之时,年年有言臣弹劾我不作为。当真不作为?作为乃是理政,而非是在朝堂上争吵。虽我不才,不能象房玄龄、杜如晦、戴至德那样,清静无为天下而大治也,但治策出来,让天下汹汹,我也不喜之。只是因为国家弊端太沉重了,不得不用虎狼之药驱之。子产治郑,三年民才爱之,我也不能与子产相比,大宋更非是一个诸候郑国可以比拟。因此说五年,才两年时间,为何不多给我一点时间?五年不行,四年如何?”
吕诲道:“御史之职,也是纠察百官之道,是郑公方才之语,四人无辜而贬,乃执政之失也,我不得不言。”
还是没有低头,但语气软和了。
他对郑朗没有坏感,即便也未必赞成郑朗所有的改革,可真将郑朗逼下去,国家这个大黑窟窿怎么办?就是今年财政十之仈jiǔ会出现盈余,郑朗也不能立即下去,还有几亿赤字未解决呢。
赵顼解劝,道:“此事到此结束吧。”
吕诲多刚硬哪,能低下头,足够了。
况且马上第三波改革发起,在郑朗教导下,赵顼也知道在这时候不能多事。均输法出,条例司没有多少人反对,三司冗肿得确实不象话,已经肿到严重影响政务的地步。因此设条例司,反对的人极少。但均输法反对的很多,包括大小苏与范纯仁,与文彦博那句话无关,认为均输法一出,必与民争利。
是公正的说法,一旦执行,不但影响到一些大商人的利益,中小商人同样会受损。
因此执行前,郑朗先再次放出二监部分股契,安抚一些人。钢监利润还没有完全起来,不过已经为朝廷打造许多武器,有了一些利润。并且郑州那边在进一步地完善技术,一旦技术完善,再加上平安监开采的铁矿产量提高,必然会逐年增加。两监股契还是很让人心动的。
又调拨一些老兵重新进入军队,起军事与政治指导员作用。不过大多数老兵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或者进入了镖行监。等到七百余老兵挑选出后,郑朗这才放出一条消息。
国家还会做一些改革,会使许多人利益受到伤害,无奈也,以后国家会进行补偿,郑朗正在谋划一个更庞大的监,这个监规模有可能比银行还要巨大,也更有前景,收益无可估量。
消息放出,迅速传开。银行最终收益会是如何,不得而知,但将是一个惊人数字。比银行监收益更大,那是让人无法想像了。许多人询问,就连富弼曾公亮也问了好几次,郑朗未答,只说想法未成熟,现在不便公开。
会很麻烦的,一旦公开,争议很多,并且它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条件未达到,公开了更麻烦。现在更是说都不能说。
之所以放出来,如他对赵顼说的,换取一部分人支持,让他们主动代替朝廷与反对者较量,好减少反对声音,让改革顺利执行下去。
均输法开始。
做了一部分兼让,先是发运司的权利,没有让它总掌东南六路所有财赋大权,只是给了它调动东南六路权利。毕竟它只能算是三司第二级部门,若有了总掌东南六路财赋大权,让转运使与各知州知府何以情堪?没有总掌权,但必须有调动权,这是底限。
其次以粮食为主,顺利掌管着茶盐之道,可以在供给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例如京城紧缺导致昂贵无比,东南又多产而价践,向条例司汇报,条例司与三司正副使协商通过,交与中书裁决,再诏令下达采购。为了方便百姓,以及掌控时机,自奏报到达条例司后,至诏书下达时rì不能超过十天,以免产生耽搁。但做了一些限制,仅限于民生用品,至于奢侈品坚决不能插入进去,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确实紧缺,二是价格相差巨大,三是对百姓生活产生影响,条例司才能通过发运司的提议。
正是这几条限制,使发运司xìng质产生变化,非是与民争利,而是用来造福百姓。实际也不能说完全不与民争利,有时候产生短缺的原因,正是一些大贾刻意垄断,发运司的出现,对大贾们垄断产生了伤害。以后至少在民生这一块,想垄断谋取高利润,大约不可能了。
有了这几条限制,依然有许多反对声音,不过弱了很多。
而且渴望着那个虚无飘缈的庞大作监,居然有许多人出面附和。郑朗成功地找来帮手,而且还不少,有可能有几十万条件好的三等以上户对郑朗暗送秋波。
但均输法仅是第三次改革的一个头,一个引子,随着均输法诏书下达,进行了一系列官职制订后,七月末,第三波改革到来了。看似赢利很少,实际它的争议有可能都比第一次改制时大。(未完待续。)